感谢思和主任邀请我来参加复旦大学国家智能评价与治理实验基地举办的关于学术评价线上论坛。我们实际上都自觉不自觉地与学术评价发生着关系、甚至参与了各种各样的学术评价活动，但是对此未必集中地反思过，所以有机会听到相邻学科的专家的洞见，很难得也很高兴。刚才听了陈平原、葛剑雄和孙郁几位先生的发言，我的学科是中国哲学，和他们都属于人文学科中人，有些想法可能有重复，我主要就中国哲学学科的学术评价来说一点意见。
先要澄清一下“中国哲学”是什么意思。它的第一层意思是我们大家公认的古典时代的中国哲学，笼统地说就是从先秦诸子到而后的儒释道；第二层意思，可能是更重要的意思，是指用现代汉语从事的哲学实践活动及其成果，包括对古代儒释道经典的文本考辨、学理解析和体系重建，也指在中西比较的视野中的哲学创新，在宽泛的意义上，当代中国学者以现代汉语呈现的西方哲学的创造性研究。
围绕学术评价对于中国哲学学科的意义，我讲三点不成熟的意见：
一、学术评价是哲学这种积极的精神活动的一部分
中国哲学的开端形成的轴心时代，具体说就是春秋战国的诸子百家。后来我们说“百家争鸣”，说明诸子在提出自己的主张的同时也在互相批评，其实有哲学创造就有广义的学术批评。比较集中的例子就如庄子外篇的《天下》和荀子的《非十二子》，都是对当时的其他各派一一点评。按照当时的直接形态是在评价“方术”“道术”：庄子说“道术将为天下裂”，荀子对十二子说他们都“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众。”故各有所见亦各有所蔽。总之诸子互相攻错，就是互相批评。这个构成了先秦哲学的重要内容，甚至可以说是先秦哲学的内在动力。这与希腊哲学如苏格拉底、柏拉图那样，将哲学视为对话，在精神上是一致的。因此哲学本身就是在争论中演化出来的，争论即最本真状态的学术评价，它的频繁出现是哲学繁荣的象征。
如果说在哲学家之间的互相争论构成了内在的学术评价的话，后来外部的评价在中国哲学的演化中起了更直接的作用。譬如著名的焚书坑儒、独尊儒术、白虎观会议、对佛教的提倡和数次灭佛运动、对朱熹理学的提倡与禁止等等，都是体现了国家意志的学术评价。
这和单纯在学术界内部的评价当然有所不同，但两者之间既有相重叠的地方，也有张力。由此造成了所谓“正统”和“异端”、“边缘”和“中心”的分野。传统学术的发展显示，民间学术活动会循着自身的逻辑，通过内在的相互批评，形成一个时代的风气，甚至逸出官方规定的路径。发自哲学活动内部的学术评价有一个从自发到自觉的过程。不同哲学之间的争论、对话本身是自发的评价，学术发展到某些关节点，在学者作历史的总结中，以学术史的方式出现的，就可以说是自觉的学术评价，譬如黄宗羲的《明儒学案》、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从这个意义上说，广义的学术评价的“争论”是中国哲学演化的动力。它之所以生生不息传之久远，很大程度是因为有持续的学术批评。
二、学术评价的方式随时代而改变
严格说来，作为一个学科的“中国哲学”，是传统的“四部之学”转变为“七科之学”的产物，是现代学院制度建立的象征之一。它最初是随着胡适的《中国哲学史》的出版而成立的，胡适此书在实践上是为了给大学提供教科书——这种应用方式成为迄今为止大部分《中国哲学史》的共性；而在思想风格上恰恰与“评价”有根本的关系，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当时流行着的一个口号就是“重新评定一切价值”；从学术上说，也是重新整理“国故”的一部分。他的书出来以后，一时的社会评价是不错的，短时间内得以反复重印可以证明这一点；同时也引来不同的评价（蔡元培和金岳霖的评价就不同）。对它真正构成实质性评价的是冯友兰的两卷本《中国哲学史》，胡适与冯友兰之间又互有批评。在这里已经不需要再重复这些陈年旧事了。我想说的是，这些批评不但构成了不同学派的对话，而且在纯理论上是有深度的，涉及到“何谓哲学?”“何谓中国哲学？”这些元哲学的问题。虽然还是在中国哲学界内的批评，但是它是适应现代学院制度的需要（教科书的写作）而发生的。随着现代教育的发展，书籍的发行量这个市场的因素进入了评价体系，不过决定教科书的使用范围的主要还是学术圈本身，故评价还是按照内在的标准，哲学体系的创造主要也是在学院体制内部，所以评价的标准主要决定于学术权威。
建国以后一度有将“两个对子”上升为评价的第一准则的时期，我们现在都知道，用“两军对阵”作标准，教条主义制约了中国哲学的繁荣。这和相当一段时间天下哲学学科集中在北京一地有相关性，后来才有若干综合性大学恢复了哲学系。换言之19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哲学工作者是一个相对小的群体。作为知识生产的哲学研究也自然仅在极为狭窄的通道中存在。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最近三十年高等教育大发展，哲学学科整体扩容极为迅速。现在全国共有三千多所高校，到2020年底开设哲学学科的大学和研究机构近100所，有51个哲学一级学科博士点，共有专任教师近2000人，教授、副教授约1500名，讲师近500名，拥有博士学位的教师1500多名。这与19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相比是大幅增加了。同时国家对哲学研究的资助大幅提升。最近十几年主要以各类课题尤其是重大课题的方式，增加了对哲学研究（包括哲学史研究）的经费支持。从某种意义上说，哲学教育大众化程度提高了；哲学圈内部的专业化程度提高了，专业主义开始流行。随着现代学院制度的建立，苏格拉底式的人物一去不复返了。哲学作为一种学科，也作为一种职业。现在的哲学教授是以哲学为生，而非为哲学而生。哲学从业人员都不同程度地需要学术发表，获得学院建制中的身份认定、升迁乃至不同水平的劳动报酬。学术期刊大量增加、哲学著述出版量剧增；相应地是，大量论著的学术质量与传播空间都亟待提升。与各种人才计划赋予极少数专家以特殊待遇相应的，是一般哲学教授、博士的社会声誉和地位相对下降。随着博士毕业生的数量增加，高校哲学系的教职显得稀缺了。总之，无论是从整体规划还是微观管理的角度，基于校际竞争、人才竞争、学科竞争的学术评价的必要性及其如何进行的问题凸显了。
学术界内部也以自己的方式提出了类似问题。上世纪九十年代“学术规范化”和“学术本土化”的讨论虽然最初是社会学界发出的，但是也引起了广泛注意。在中国哲学界的连锁反应是“中国哲学的合法性”的讨论，它可以说是对以往中国哲学史研究方式的总体清算。儒学的超大规模复兴、与考古新发现相连的古代文献研究、诸子学的复兴、经学热、“做”中国哲学的尝试、观念史的路径、形而上学的新兴趣，以及持续不断的西方哲学著述的翻译（有些公认的经典如康德哲学可以有多种译本相继问世），在规模上和出产成品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与上述两个平行的趋势相应的，是学术评价的状况呈现出某些新特点，包括有待进一步改善的问题：在期刊和论文数量大增的情况下，以刊评文（书）是普遍的做派，也是最省时的做法。但是刊物、出版社的等级，常决定于其依托的机构的行政等级。“权威”出版社和期刊的认定尤其如此。而事实上，期刊或出版社并不因为其行政等级而自动保证其出版物的水平，有些“权威”期刊名义上是有外审制度的，但是实际运作中免不了看菜下饭，过分计较作者的地位声望的结果，对年轻学者尤为不公；而且好些非“权威”期刊发表的优秀论文则很可能被无端地低估了。作为一种补充，文摘类期刊有能帮助人们在有限的时间内扩大视界的积极功能；但是若干文摘类刊物通过一种类似商业运营的方式，使其权威性“自动溢价”，无形之间使得该机构过多地掌控了学术评价的裁定权。此外，学术评价的马太效应过度，哲学圈内部正常的学术批评相对稀缺，学术批评连带的利益博弈和哲学工作者对真理的追求，两者之间如何平衡，成为一大难题。
三、如何让学术评价推动中国哲学的繁荣
我们都知道没有完美无缺的学术评价，但是是否可以有比较好的和不那么好的学术评价的区别？在这里我持效果论的态度，就是好的学术评价活动应该更有利于中国哲学的繁荣。这里的“繁荣”显然不仅是指学术生产的量，而且是指学术的多样性、思想的创造性和质量的提升。
外在的评价或者说社会评价是一个应该纳入权重的因素。譬如一篇论文或一部著作即时的社会反响当然应该考虑，但是如果它很快就被遗忘，它和那些会持续地（以再版方式）被提起，或者促发新的讨论的著述，是否应该区分？学术出版机构有时候对一时的“热点”倾注了很大的热情，它们公布“热点”确实有时会导引研究工作的取向；但是“热点”与真正有成长性的学术问题常常并非一事，只有后者才可能提供真正有创造性的贡献。这就需要我们从事学术评价的机构去认真鉴别了。
最基本的也是最主要的途径就是构建健康的学术共同体，并且鼓励学术共同体内部更充分的自由讨论，为学术评价提供多种声音。近年来在这方面我们看到有明显的进步，许多高校除了举行大型的学术会议以外，似乎更热心于举办小型研讨会，尤其是对新近出版的著作举办不同规模的研讨会（一些是出版社或期刊社举办的）。小型的专题研讨会有利于在一个学术共同体内增加相互批评的环节。
但是总体上说，当代中国哲学界学术批评的风气不浓，学术批评是不足的。哲学批评的一大困难是哲学的派别性特别强。尤其是体系哲学，成王败寇，它本身就有某种排他性。因此，如欲这类批评真正有利于推动哲学的繁荣，应该警惕的是学术界的圈子化。学不可无宗主，但不可有门户。某些一时显得强势的派别依仗某些非学术的力量屏蔽乃至压制不同的声音，结果知识生产形成了圈内的自我循环，或者把“哲学小工”的功夫枉费在烦琐哲学的繁衍上。它的一个标志，就是哲学专业期刊很少有稳定的高质量的书评栏目。
（本文为作者2022年5月31日在复旦大学智能评价与治理实验基地主办的“反思与探索——人文学者谈学术评价”会上的发言）
供稿|金潇苒王译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