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于这个话题没有深入研究，只能谈谈一点肤浅的看法。
学术评价有不同的尺度，既有国家层面的，也有民间视角的，还有国际方面的。民国初，马一浮拒绝去北大任教，可能是不太认同蔡元培的教育理念。章太炎晚年在苏州讲学，其实是走一条与官学不同的路径。想起来，胡适、梅贻琦对于学术的评价都有过论述，彼此的思路都有差异。对于人文学科的评价而言，统一的标准大概是没有的。
新中国成立后，教育生态发生了很大变化。就学术评价而言，自上而下的尺度渐渐取代自下而上的理念，这是谁都知道的。改革开放后几十年来，高等教育得到飞速发展，国家的投入也超过以往任何一个时期。教育的水准如何，自然存在一个评价问题。目前体现学术评价的主要方式表现在学科评估中，这是行政部门对于下属机构的管理方式之一。它的存在日益深入地影响着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发展，其中国家意志的比重越来越大。毫无疑问，当教育经费、教材审定国家化，教育机构无法摆脱隶属性关系的时候，无论哪里的高校，都无法摆脱统一尺度对自己的衡量。
我在国家文物局系统工作的时候，每年都要列席一些局务会议。有一年博物馆司提出在全国博物馆系统评级的建议，这样的结果是文物局的权威日显，各大博物馆为了能够评上一级博物馆做了许多努力。我那时候是鲁迅博物馆的馆长，不久就感受到，衡量博物馆的质量，尺度要宽，标准不能过细，因为每个博物馆都是独一的存在，彼此主题不同，管理也存在差异。齐一的要求，可能会影响个性特征的彰显。大凡从事过博物馆管理工作的人，大多都持类似的看法。
我们的博物馆建立的时候，业务往来者多为作家，后来学者渐多，情况发生了变化。上世纪八十年代馆里有本杂志叫《鲁迅研究动态》，后改名《鲁迅研究月刊》，开始的时候，文章是很有文气的，和民国杂志的风格比较接近。但多年后因为各个行业都在规范化中，刊物现在也学院化了。这是评估尺度无所不在的结果。鲁迅研究现在主要存在于象牙塔里，反象牙塔的鲁迅不断地被象牙塔化语言所叙述，说起来有一点滑稽。
我后来到大学工作，才意识到教育领域的管理比文物系统更为具体。如果说博物馆系统在业务上有诸多不同之处，还能够可能看到某些差异，但大学的学科建设在许多学校都是一样的，管理的模式也颇为接近。我们到不同博物馆能够看到不同的遗存，而大学的样子却是趋同的。在强大的评估之影中，教育系统的同质性越发明显。只要我们看文学研究方面的论文，个性化的书写极少，大家被统一模式限定了。现在的高校的一切工作，都围绕评估转。为了满足评估条件，项目制考核，核心期刊的发文成了重要指标。即使评估中不断强调了学生质量和社会声望，但学术研究被限定的趋势，导致了个性化研究的减弱。
国家对于教育单位的行政介入，是民国时期就有的事情。1947年，胡适出席中央研究院院士选举时，曾向政府部门提交过《争取学术独立的十年计划》的报告。一方面注重学术的独立性，一方面又需要国家介入，靠行政之力解决教育存在的问题。这是一个悖论式的方案，可以看出在中国办教育的两难。此后，胡适的这种理念也淡出学界，随着私立教育渐渐退出，民间教育的空间日趋萎缩。教育机构几乎色调一致，其结果是，规定性的思维覆盖了个体思维。
规定性的思维主要体现在学科评估中，渐渐成为教学、科研与人才培养的指挥棒。它的优点是使各个学校在容量与体量上呈现出一定的规模，保持教育水准的基本底线，防止学科质量的下滑，但另一方面使各地人才集中到重要的大学，而地方院校的资源相对弱化。为了弥补不足，地方院校不得不在完成指标上下功夫，为学术而学术的人已经难以生存。在许多院校，因为缺少项目与核心期刊的发文，一些人失去升职的机会。比如，职称评定的时候，看的是A刊数量谁多。在我的眼里，像人文学科的论文，最好的不是都在A刊上。没有项目的学者，未必逊于重大项目的主持人。遥想当年，像王国维《观堂集林》，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钱锺书《管锥编》都没有资金，写作动力也非外力使然。而我们现在要遇到这样的学者也大不易了。
我自己做了九年文学院院长，深知体制里的知识人这些年是怎样过来的。院长的工作之一，是沟通各个重要机关的关系，出席许多与评估相关的会议，因为这样才能不被众人漠视。这里的交往，有许多是真诚的，学界的正直之人不在少数，但有许多活动，是有鲜明的功利性的，对于人才培养与学科建设意义甚微。在世俗尺度与学者良知之间，我曾是一个摇摆的中庸者，我的办法是在超功利主义与功利主义两面，寻找一种折中的办法。具体来说有以下几点：
一是要建立一支好的教师队伍。每个学校的情况不同，教师来源也有差异。其中要考虑科研能力与教学能力强的青年教师加盟，也要不拘一格寻找有特色的学者。像文学教育，没有语感和写作经验的人，一定不是一个好的教员。但优秀的写作人可能考不上博士。在以博士为线取人的制度里，开一个小口子，物色特俗的人才，是应该的。受过系统训练的教员，搞一点项目是没有问题的。借助项目未尝不能做一点想做的事情。比如，我们这里的西方汉学研究，就出了一批不错的成果，多次的世界汉学大会召开，促进了中外文化交流。外校这样的例子也很多，像清华大学的简帛研究，通过项目也能够培养一支队伍，也拓展了研究空间。但有一些研究，并不需要项目的，学校的藏书即可提供基础性的研究，所需费用也不多。把项目的有无作为普遍性的考核指标，是有问题的。
二是应当多一点自设的二级学科。现行体制对于教学来说，知识过于窄化，为了弥补缺憾，许多学校做了不同的尝试。比如我们这里的古典学学科，是跨专业的，规定的二级学科没有它，但它的出现，活跃了学术空气，也拓展了新的空间。还有创造性写作专业，过去在教育部也是没有目录的，我们在自主招生过程，就吸引了国内许多好的作家。实践的结果表明，这些自设的学科对于培养人才有积极的作用。
三是多一些自编的教材，突出个性。既要考虑统编教材使用，也要注重形成自己的模式。现在的问题是教材同质化现象严重，不易出现另类思维。一个教员教了一辈子书，应有属于自己的教材，它不应当是别人版本的复制，而是独特的个体声音的表达。这对于科研是重要的，对于人才培养也是重要的。
四是培育一些有发展潜力的国际联合性机构。比如我们这里的青年教师与世界各地优秀学者搞了一个“古代文本文化国际研究中心”，每年有各国有影响的学者来从事各类文献的研究。这种交叉学科的实验对于培养新的学术理念和思想，都有着不小的推动力。没有国际化，就不会推动自主的教育体系，中国特色的教育是在开放的空间中才能形成的。
五是给自由探索者一个弹性的空间。对于那些不符合考核标准的有学问的学者，要给予合理评价。这里，同行评议与学术共同体的意见就显得十分重要。一般说来，可以组织重要的学者，资深的编辑和有良好学术声望的管理者组成考核小组，对于无项目，缺少专著而有创造性的学者，予以综合评价，使之安心学问，沉潜于自己钟爱的事业中。
大学教育要注意思想多样性与学科间的对话性。多样性就是要有特点，包含独一无二的存在。我们现在缺少流派，这是因为忽略了个性的发展。评估是共性的尺度，对于一些独异的东西是排斥的。所以宽容、多元依然是目前教育领域应该提倡的精神。在庞大的体制下，我们不得不应对各种评估，按照一些规定动作来从事自己的工作，但自选动作对于我们的教师和研究人员更为重要。所以，大学的管理者应该明白，符合个性发展的空间，才能够催生出智慧之果。应当保留这样的土壤，甚至持续地去投入精力培育这样的土壤。
上述的话，同行们似乎都说过，卑之无甚高论。但哪一条路好，却要靠实践来证明。我以为关键是教育生态的营造，这方面可以多考察一下外国的经验，也深入研究一下中国古代的书院制度。多头并举，自行其路，各种人才也就都出来了。在看重评价的“高分”之外，也应耕耘出别人没有的、自己喜爱的园地。一百年来，就人文学科而言，就有过马一浮复性书院的尝试、延安鲁艺的尝试、燕京大学的尝试——它们在当时都不属于主流的教育机构，但结果是构成了一种百花齐放的局面。保持多样性和自主的办学理念，人文学术的繁荣与发展，当会是不可阻拦。
我能够想到的，也只有这些。谢谢大家。
（本文为作者于2022年5月31日在复旦大学智能评价与治理实验基地主办的“反思与探索：人文学者谈学术评价”会上的发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