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研究考察“影响力议程”对早期学术职业和知识生产的影响。所谓影响力议程，是指通过科研资助和评价机制，激励大学研究产生学术界之外的社会经济影响。既有研究认为，影响力议程可能形成新的“学术区分”模式，并与传统的个人化学术绩效逻辑相结合，从而延续学术界既有的不平等机制。本文以影响力议程高度制度化的英国为背景，分析人文社会科学早期职业研究者如何参与高评级影响力生产，以及这种参与对其工作和职业生涯的影响。研究发现，影响力议程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激励了知识共生产、协作研究和更广泛的研究技能，但这些贡献往往并未真正替代以论文发表和经费获取为核心的传统学术评价标准，因此可能造成早期职业研究者的技能与人才流失。
关键词：学术生涯；早期职业研究者；影响力议程；研究文化；研究评价；人文社会科学
近年来，非学术影响力逐渐被纳入研究评价、学术晋升和项目资助体系。影响力议程一方面被视为推动大学研究回应社会需求、增强公共价值的重要机制；另一方面也被批评为新自由主义、新公共管理和知识经济逻辑对高等教育的进一步塑造，因为它将知识越来越多地框定为一种可以且应当被衡量的商品。
学者对影响力议程的态度并不一致。有些学者将其视为对自身应用导向研究、公共参与和政策实践工作的确认；另一些学者则认为，影响力不过是审计文化的新形式，可能威胁学术工作的自主性和核心价值。尤其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影响力评价既可能支持更民主、更嵌入地方语境的知识生产，也可能强化学术界的“声望经济”，使高价值影响力只向拥有精英网络、机构资源和稳定研究时间的学者开放。
早期职业研究者处于学术等级体系较低位置，通常面临就业不稳定、时间资源不足、培训缺乏和职业晋升压力。虽然他们被鼓励追求影响力，并常常对通过研究推动社会变革具有强烈承诺，但其获得机会和实际回报并不确定。本文因此关注：人文社会科学早期职业研究者在高价值社会影响力生产中发挥了什么作用？他们参与的影响力研究具有何种特征？这些贡献又如何被认可和奖励？
在大学“公共使命”的持续讨论之外，面向创新和“有用知识”的研究政策推动了跨学科、问题导向和应用导向研究的发展，即所谓“模式2”知识生产。与此同时，大学研究尤其是人文学科和部分社会科学研究的公共价值与经费正当性不断受到追问，影响力议程由此逐渐进入国家和国际研究评价与资助体系。
在英国，影响力已被系统纳入国家研究政策。英国研究卓越框架（REF）将研究影响界定为学术界之外对经济、社会、文化、公共政策、健康、环境或生活质量产生的效果、变化或收益。自2009年以来，影响力已成为项目资助评审的重要标准；2014年，影响力首次进入REF，占大学总体评分的20%；2021年上升至25%，成为未来六至七年机构科研经费分配的重要依据。虽然REF评估对象是机构而非个人，但研究产出和影响力的“REF可评价性”已成为学术招聘和晋升中的隐性标准。
批判性研究指出，影响力评价可能导致知识短期主义、功利主义和外部力量裹挟。与此同时，它也可能支持那些明确面向社会正义、公共参与和公民责任的研究。但新的问题在于，影响力是否真正改变了学术职业中的不平等？已有研究指出，影响力评价常常更偏好政策变化、商业收益、衍生企业等“硬影响”，而社会、文化、地方化、协作性、艺术性或共生产式的“软影响”则更难被认可。当前影响力评价还可能偏好个人主义式的成功叙事，使团队中承担大量隐形劳动的低层级学者、研究支持人员和研究使用者不可见。
因此，本文特别关注早期职业研究者。在已有研究中，他们普遍对影响力持积极态度，认为其与职业发展、研究质量、伦理责任和社会使命相关；但他们也报告了时间不足、资源有限、技能不足、职业成本高和情感劳动重等问题。本文进一步探讨，当早期职业研究者真正参与并交付被评为“杰出”的社会影响力时，这对其职业发展究竟意味着机会，还是新的负担。
本文延续作者此前对英国REF2021人文社会科学领域148个最高评级影响力案例研究的分析。这些案例在财务和声誉上对高校具有重要价值。研究团队使用NVivo进行了逐行内容分析，关注高价值影响力是否能够通过承认参与式、共生产和应用性研究，平衡学术竞争环境，还是会进一步巩固既有不平等。
初步分析显示，高价值影响力中相当大比例由女性领导；同时，令人意外的是，也有不可忽视数量的早期职业研究者以讲师、研究员或助理研究员身份作为案例研究的（合）作者出现。表1显示，在148个四星级人文社会科学影响力案例中，职业阶段编码共381次，其中教授185次，中期职业研究者112次，早期职业研究者68次；研究性质方面，协作研究118项，个体研究30项；影响力路径方面，共生产128项，线性路径106项，迭代路径59项。这表明，高价值影响力并不总是由“明星学者”以线性方式独立实现，而往往依赖团队协作、早期职业研究者和非学术伙伴共同参与。
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选取32个由早期职业研究者合著的案例研究作为子样本，开展深入内容分析和话语分析，重点考察影响类型、团队规模、作者身份、领导角色和早期职业研究者的位置。研究还访谈了12位早期职业研究者作者。最初共识别出68位早期职业研究者，经筛选后邀请46人参与访谈，最终完成12次半结构化访谈。受访者包括7名女性和5名男性，其中2人已离开学术界。访谈围绕其进入学术界的路径、参与高价值影响力项目的过程、研究贡献、支持与挑战，以及后续职业轨迹展开。
4.1 高价值影响力主要由团队实现，
早期职业研究者角色多样
文献分析表明，涉及早期职业研究者的高价值影响力通常由大型研究团队完成，近三分之二由女性领导。团队规模以3至5人或5人以上最为常见，只有3个案例完全由早期职业研究者独立署名。
作者身份和领导角色的呈现方式主要有三类。第一类最常见，即以组织、研究中心或院系作为影响力主体，淡化个人角色。第二类是以资深教授为核心作者和领导者，团队其他成员尤其早期职业研究者仅以集体形式出现。第三类最少见，即所有研究者均被具名，强调团队成员的学科专长而非资历和职位，呈现出较强的平等性和包容性。
一些早期职业研究者被列为案例研究合著者，但并未参与基础出版物，其贡献主要体现在影响力路径上，例如利益相关者互动、活动实施、项目管理和影响评估。也有相反情况：早期职业研究者在基础研究中是合著者、第一作者甚至项目经费负责人，但在影响力叙事中却很少被提及。部分受访者甚至表示，他们并不知道自己参与的工作后来被写入高评级影响力案例。这说明，早期职业研究者虽然参与了高价值影响力生产，但其作者身份能动性和实质性参与并不稳定。
4.2 高价值影响力多为社会文化影响，
依赖协作和“慢研究”
32个案例的分析显示，约四分之三的影响属于社会和文化影响，政治、法律、经济等“硬影响”较少。访谈结果也显示，大多数受访者参与的是文化、社会、健康或政策影响。高价值影响力研究通常具有协作性，涉及多个机构和非学术伙伴，常采用多方法、大规模或纵向研究设计，包括系统综述、大规模调查、质性研究、实践导向研究和艺术本位方法，并常以赋权、解放和社会正义为价值取向。
受访者普遍强调，团队合作、跨机构协作和与利益相关者的深度互动，是实现高价值影响力的必要条件。影响力并不是研究完成之后自然发生的结果，而是在研究过程中不断生成的。许多人强调“慢研究”的重要性，即不能强行制造影响力，而要让研究者与合作伙伴在长期互动中共同发现问题、形成信任并逐步产生影响。
然而，这种深度参与也带来显著工作量成本。影响力导向研究要求研究者不断与利益相关者沟通，参与会议、活动、项目协调和证据收集，其时间节奏与传统学术工作明显不同。但这些劳动往往没有被纳入正式工作量模型，也未获得相应认可。对早期职业研究者而言，问题不在于他们不能做影响力工作，而在于很难持续承担这种工作。
4.3 早期职业研究者获得影响力机会
常依赖偶然和资深学者支持
许多受访者将自己进入影响力研究的路径描述为“偶然”。有些人将学术作为第二职业，参与研究本身就是推动社会变革的方式；另一些人则是在寻求学术职业入口时，被资深学者发现其研究的潜在影响，并被带入相关项目。获得机会往往依赖首席研究员或资深学者提供经费、角色和持续参与的可能性。
受访者的能动性程度不同。一些人认为自己在专业经验、实践网络和个人价值方面获得了充分发挥空间；另一些人则有意识地将基础研究兴趣与政策实践、社会使命结合起来。少数人甚至将影响力视为其职业生涯的核心驱动力。
但高价值影响力带来的认可和回报很不均衡。一些人认为，参与高评级案例提升了声誉，有助于晋升或求职；另一些人则指出，即便案例为学校带来了声誉和经费，自己仍未获得晋升，甚至继续处于不稳定合同中。总体来看，论文、专著、经费等传统学术产出仍然比影响力更重要。影响力可能带来“软实力”和内部声誉，但未必转化为职位、薪酬或职业安全。
一个突出主题是“妥协”。早期职业研究者常常需要在“做影响力的人”和“做发表的人”之间选择。若要持续追求影响力，就可能牺牲论文发表、晋升机会和个人生活；若要符合传统学术评价标准，又可能难以投入长期协作和社会参与。一些人因此离开学术界，认为在大学之外反而能够产生更大社会影响。
本文最初关注的问题是：影响力议程是否能够在研究生产和奖励中创造更包容、更公平的空间，还是只是为学术界既有强势群体提供新的“学术声望资源”。研究结果显示，可以保持谨慎乐观。一方面，数据表明，高价值影响力中女性领导比例较高，协作研究、质性研究、参与式研究和“软影响”并未在评价中被明显低估。许多案例并未呈现个人主义、工具主义或线性转化逻辑，而是强调长期合作、伙伴关系建设和非学术专业知识。
另一方面，影响力议程并未真正取代传统学术卓越标准。早期职业研究者虽然可以通过影响力工作在大学中开辟某种专业空间，并实现个人伦理与职业兴趣的结合，但他们仍需同时满足论文发表、专著出版和经费获取等传统要求。影响力往往成为额外任务，而不是被充分承认的核心工作。它需要大量时间、情感投入和关系维护，却只获得不稳定的制度认可。
因此，影响力议程既可能为早期职业研究者提供机会，也可能加重他们的职业不稳定。如果没有足够权力、稳定岗位和资源支持，那些真正具有社会变革取向的研究者反而可能被迫离开高等教育体系。这不仅是个体职业问题，也意味着大学可能流失重要的研究技能、实践经验和多样化人才。
本文基于英国REF 2021人文社会科学最高评级影响力案例的文献分析，以及对部分早期职业研究者作者的访谈，考察了影响力议程对英国高等教育包容实践的影响。研究表明，至少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高价值影响力的领导中性别差距似乎有所缩小，一些案例也体现了对广泛贡献和协作劳动的包容性认可。部分早期职业研究者通过参与影响力研究，得以开展具有社会相关性和个人意义的研究，并由此进入或巩固其学术位置。
但研究也指出，影响力议程仍存在重要风险：多样化的研究技能、动机和职业路径，可能最终仍被吸纳进以出版产出和经费获取为核心的传统学术区分体系之中。未来研究需要进一步考察有影响力研究的资源配置与奖励实践，判断影响力议程究竟能否真正平衡学术竞争场域，并为早期职业研究者提供有意义、可持续且具有能动性的社会影响力实现路径。
(全文及参考文献见Social Inclusion Vol 14 2026，原文链接：https://www.cogitatiopress.com/socialinclusion/article/view/11666，本期推文为节选摘编，略有删减和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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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责编 | 金潇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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