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1日，上海社联2024年度论文发布会在上海社会科学会堂举行。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席王战、复旦大学哲学社会科学一级教授陈思和出席会议并为年度论文作者颁发证书，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党组书记、专职副主席王为松主持会议。

“年度论文”评选活动，是上海社联的一项学术品牌活动，自2013年创办以来，已成功举办十二届。活动通过对上一年度上海学者发表于国内学术期刊、引起学界高度关注的重要原创性研究成果作出推介，引领学科建设和学术创新。与大多数评奖活动不同的是，年度论文评选无需作者自行申报，而是依托各学科权威专家、学术期刊主编、资深学术编辑等专业力量，开展多轮遴选评审，最终产生10篇年度论文并宣传发布。

“2024年度论文”评选活动由上海社联、《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复旦大学国家智能评价与治理实验基地三家单位共同组织开展，对2024年度（2024年1月1日至2024年12月31日）发表于国内中文学术期刊的原创性学术成果进行了全面梳理和推介，经过多轮遴选，最终产生10篇具有高度学术价值和社会影响力的论文。

会上，年度论文作者结合各自研究领域和论文内容进行了交流发言。新华社上海分社、中国社会科学报、解放日报、文汇报、澎湃新闻、社会科学报等媒体代表参加活动。澎湃新闻将在春节期间连载刊发“2024年度论文”作者专题访谈栏目。

01

唯物史观首先表现为一系列的原则或原理，但它绝不停留于抽象的普遍性之上，而是本质地包含着普遍者的具体化——根据特定的社会条件和历史环境而来的具体化。在这样的意义上，唯物史观同时就意味着辩证法，意味着超越抽象普遍性的“外在反思”。但是，当黑格尔把辩证法建立在“绝对主体”这一基础之上的时候，马克思则把辩证法建立在“实在主体”（即“既定社会”）的基础之上。因此，唯物史观本身就内在地要求开展出依“实在主体”本身的社会—历史内容而来的具体化。这种具体化的实行就是“历史科学”，换句话说，唯物史观是在“历史科学”中实现并完成其具体化的。历史科学不仅是指某个特定的领域，而且还意味着一种更新了的理论动力：就像唯物史观的原则或原理要在历史科学的领域中生根一样，这个领域本身要通过更新了的理论动力来重获活力并迎来它的繁花盛开。

载《社会科学》2024年第10期

02

21世纪数字智能化时代的无形经济崛起，表明人类心智的提升。经济发展由传统的物质资源拉动，转变为精神和物质资源双向拉动。经济活动离传统的物品经济、实物经济、物质经济愈来愈远，离创意经济、意识经济、视觉经济愈来愈近。显然，大量哲学问题沉浸式嵌入经济领域，催生了经济学与哲学的关联性沉思，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新时代发展提供了重要契机。无形经济带来的经济世界观定位问题不容忽视。秉持 “思中无物” 经济理念，就会产生经济虚无性、经济单纯的意志论背书、经济的纯文学叙事幻象，世俗之城将会变成观念梦呓的乌托邦之城；秉持 “思中必有物” 的经济世界观， 就会坚定持有 “在实体经济基础上的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辩证综合发展” 的技术总方针、总路线，经济发展将会走向健康、稳定和丰裕。经济抽象和工具理性的智能化，加强了意识对物质商品的嵌入，赋予商品新的内涵，无形经济凸显的意识能动性原理值得新解。

载《哲学研究》2024年第1期

03

中国美学具有独特的范畴体系。作为中国文化所特有且与审美相联系的一种知识结构，它是一个动态四维的逻辑网络。此即：一个逻辑原点：无极；二重哲学本体：绝对之无的本在性无极，与相对之无的次在性太极的对应结合，以无极为“一级本体”、太极为“二级本体”；三大人文支柱：历史哲学意义的“道”、文化意义的“气”与审美现象意义的 “象”的三者相和；四为基层建构：由“道、气、象”三者构成其各自所统摄的范畴群落及其相融。中国美学范畴体系，具有有序而深邃的思性诗性化、诗性思性化的人文特点，渗溶着中华文化所特具的生命意识。

载《学术月刊》2024年第1期

04

近年来各类贸易政策冲击使全球产业链步入深度调整期，“健全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制度”成为当前经济工作的重点。本文基于FactSet Revere全球供应链数据，对中国上市公司的海外供应链关系进行追踪，考察了美国对华加征关税这一贸易政策冲击下中国上市公司海外供应链的变迁动态与重构模式。研究表明：贸易政策冲击显著提高了“断链”风险，但当产品难以替代、契约成本较高或双方具有长期合作基础时，供应链表现出更强韧性。进一步研究供应链重构模式发现，中美企业间“断链”难以在短期内恢复，但中国企业会通过将供应链转移至近岸、本土以及其他欧美国家以实现风险规避，同时调整产业范围完成供应链重构，这一过程在企业具备较高的信息搜寻效率和较强的多元化布局能力时更易实现。在当前全球产业分工格局深刻调整背景下，本文研究结论可以为中国有效应对外部经贸冲击、提升供应链韧性，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提供决策参考。

载《经济研究》2024年第8期

05

中国不同所有制混合的产业体系能为技术创新提供何种制度优势？中国国企和民企所处制度环境在治理模式、金融关系、劳资关系、组织网络等方面均不同。不同的制度环境塑造出企业不同的创新优势：国有体制更有利于塑造企业追求长期目标、获得耐心资本、实现稳定的雇佣关系与组织网络的能力，因此国企在“长周期技术”产业创新方面更具优势；民营体制则更有利于塑造企业的市场反应与组织调整能力，因此民企在“短周期技术”产业创新方面更具优势。所以，中国产业体系中国企与民企是互补的，双方基于各自优势，展开多样的产业布局，追求不同领域的技术创新，从而展现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创新制度优势。多样且互补的产业创新体系既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色，也能为广大后发展国家提供创新发展的路径借鉴。

载《探索与争鸣》2024年第7期

06

私密信息适用隐私权规则抑或个人信息保护规则，学界争议较大，实务界亦有不同做法。私密信息与敏感个人信息区分保护模式、竞合规则保护模式、聚合规则保护模式皆存在难以克服的缺陷。在人格要素商业化理论和实践同步发展的当下，应对现有保护模式进行反思，建立人格利益与财产利益二分的新型私密信息保护模式。可以结合该种保护模式法定化的现实动因和参考范式，在《民法典》第1034条第3款的基础上对其法定化的具体路径进行建构，完成对私密信息保护模式的再造。私密但不敏感的私密信息隐私适用隐私权规则。敏感但不私密的个人信息适用个人信息保护规则。既私密又敏感的个人信息的人格利益适用隐私权规则，财产利益适用个人信息保护规则。处理私密信息同时侵害人格利益和财产利益的，两种规则同时适用。对私密信息没有规定的，适用个人信息保护规则。

载《中外法学》2024年第2期

07

作为传媒与文艺相结合的产物，媒体批评以其时效性、对话性与交互性特点，弥补了专业批评与协会批评的不足，但因门槛较低，其发展生态不尽如人意，更在市场化运作中暴露出视野缺损与主体缺位的问题。一些媒体从业者缺乏自觉的批评意识和严正的批评立场，跟进式学习动力又相对匮乏，使得其所作批评难免格式化、扁平化，由此造成批评的“失范”与“失效”。尤其在数字化时代，技术转向形成的“全媒体”时空架构重构了文艺生产与传播的环境，使媒体批评更趋活跃，形式也更丰富。然而在技术、资本的他律下，其自主性和责任担当的不足也显现出来。故随着人工智能驱动的全媒体时代的到来，媒体批评须注意不能失去方向感和判断力，不能缺失理想，尤须保持对文艺的信仰，服膺精神的力量，同时加强理论建设与体系构建，这样才能克服碎片化和娱乐化，落实开放性与包容性，才能以深厚的学养、纯正的趣味和敏锐的感悟发掘优质文艺，打开真正契合大众需求、又超越其日常认知的审美空间，从而在最大限度地激活媒体这个“第五要素”的基础上，发挥价值导向与思想引领作用，在推动文艺的动态平衡与良性发展中重建批评主体、繁荣批评事业。

载《社会科学》2024年第10期

08

在民族国家兴起和现代社会知识飞速增长中诞生的职业化历史学，虽然塑造了经典研究范式，但也带来“建制化的窠臼”，历史学自身发展的历史并未被视作重要的研究领域，史学史研究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许多缺漏。欧洲化的知识结构随着殖民主义向全球传播，以西方为中心的历史书写模式使得非西方国家失去了平等、公平、公正表达观点的机会。在人类文明巨变的今天，史学的新材料、新观念、新理论层出不穷，“第四次史学革命”呼之欲出。西方历史书写需要一场认知革命，不以一种中心取代另一种中心，不再被细化的学科所决定，也不再被民族国家所约束。如此才能真正做到文明交往、互鉴、互融，学术才能真正繁荣。

载《历史研究》2024年第4期

09

本文以“农二代”城市新移民家庭的代际共育为经验研究对象，讨论农业家庭进城后中间一代在同居共育过程中重建家庭平衡的实践过程。一方面，面对强大的现代化压力，中间一代有意识地依据培养现代个体的观念与技术来抚育子代，他们对自己儿时被抚育经历的反思强化了“为人父母”时抚育理念的现代化，造成祖代与中间一代观念上的显性断裂。另一方面，在共居育儿的生活实践中，中间一代又隐性承袭了亲子一体的传统意识，既会无意识地调用亲子一体的伦理资源来平衡家庭关系，也可能在不同程度上存在“文化自觉”，体认到育儿的现代实践依赖传统一体的支持。“一体”与“个体”的交织塑造着家内行动者尤其是女性的感情世界。这一过程既展现了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传统伦理深沉而恒常的支持力量，又蕴含着其在当下实现创造性转化的可能。

载《社会》2024年第2期

10

近代中国自有政党以来，将国家与社会重新组织起来就是政党的责任和使命。在从传统中国向现代国家转变的特定历史情境中，对国家与社会的重新组织客观上要求同时解决“民主问题”与“集中问题”。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遵循民主集中制原则的中国共产党将民主集中制原则从政党拓展到国家，在重新组织国家与社会的过程中完成了国家形态的革故鼎新，真正主导了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历史进程。正是这种贯通政党与国家的组织原则，将中国共产党与作为现代国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紧密联结起来，并由此形成政党与国家双向塑造的关系。政党对国家的塑造是理解百年来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的政治逻辑，以及决定和保障这种政治逻辑的政党逻辑的关键；国家对政党的塑造及政党对这种塑造的自觉是理解中国共产党百年历程中政党—国家关系、政党—社会关系以及政党自我定位之“变”与“常”的关键。

载《政治学研究》2024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