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随着研究影响力及其评估体系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学术界正在形成一种"影响力文化"。这种文化包含与影响力产生和记录相关的特定概念、价值观念及技能体系。本研究采用主题分析与话语分析方法，对欧洲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SSH）领域100位早期职业研究者（ECRs）提交的开放式问卷进行分析，探讨ECRs在职业生涯初期对社会影响力的定位及其在学术生涯发展中所作的权衡。研究结果表明，ECRs既面临着政策层面对影响力的倡导（这与受访者追求学术外影响力的个人价值观相符），又必须在学术评估体系中应对“研究价值”的多重矛盾信号。现行评价体系常常忽视社会影响，而推崇更为狭隘的"研究卓越"标准。职业发展路径与组织往往不利于开展影响力相关活动，这对ECRs构建专业定位带来了挑战。
关键词：ECRs；影响力；研究文化；评价活动
学术界充满复杂性，对早期职业研究者（ECRs）而言尤为如此。随着学术工作的不稳定性加剧，工作负荷不断加重，导致研究者职业倦怠与心理健康问题频发。这些因素使年轻学者在追求学术独立与职业发展的过程中，不得不协调来自组织、政府及公众的多重要求。在资源有限与工作负荷加重的背景下，ECRs必须作出选择，优先满足某些要求而暂时搁置其他。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年轻学者逐渐构建起其独特的职业路径与学术身份。
学术外影响力（以下简称"影响力"）作为学术评价的正式要素，正在日益成为全球范围内评估研究价值的新标准。与传统"研究卓越"概念相配合，社会影响力已成为学术生态中的新兴维度。尽管学术外影响力发展迅速且被广泛采纳，但现行的研究奖励机制对这些新型研究互动与参与模式的认可十分有限。这对正处于学术资历积累关键期的ECRs尤为严峻，他们必须审慎选择侧重方向。目前鲜有研究关注ECRs如何在不断演变的评价体系中（包括影响力等模糊标准的社会化过程中）确立自身学术身份。
本研究探讨早期职业研究者如何理解并应对关于学术外影响力的不同信号，进而构建其学术身份。具体而言，我们分析ECRs如何将相互冲突的影响力相关信号整合到其职业叙事中。我们认为，如何协调包括影响力在内的研究卓越概念之间的矛盾，是早期学者社会化过程中的关键挑战，这对他们学术身份的建构具有重要影响。因此，本文致力于回答以下研究问题：ECRs如何在面临存在冲突的职业发展信号时，通过话语实践确立其与影响力间的关系定位？
研究采用开放式问卷，其开发过程基于2018年7月举行的焦点小组讨论。参与者包括来自欧盟COST行动ENRESSH项目中关注ECRs与社会影响力的10位专家。通过开放式讨论形成问题清单后，由Paul Benneworth教授领衔的研究团队进行筛选整合，最终形成调查工具。问卷经5位受访者试测反馈后做了进一步优化。
问卷包含李克特量表题项与开放式文本回答两部分。通过ENRESSH网络及其成员的个人学术网络，我们在欧洲范围内广泛招募ECRs参与者，最终收到来自30个国家的111份有效回复。
本文仅分析问卷中的开放式文本数据。对质性数据的分析采用主题分析与话语分析相结合的方法：第一阶段通过主题分析广泛识别受访者对影响力持积极/消极态度的表述模式；第二阶段通过定位理论与话语分析，重点考察这些评价在话语层面的交织与冲突。主题分析采用自下而上的编码过程，两位研究者共同完成编码以提高结果的可信度。话语分析则聚焦受访者如何通过语言策略（如叙事、隐喻等）构建其与影响力概念的定位关系。
受访者对研究影响力普遍持积极态度，相关表述可归纳为四个主题：
主题一强调通过赋权边缘群体推动社会变革。受访者基于社会正义信念，强调研究在"改善民众生活""为社会变革奠基""促进社会进步"方面的价值。典型表述包括"为弱势群体发声""凸显边缘群体视角"，有参与者将影响力定义为"引发促进社会平等的变革"。
主题二将研究影响力视为维护民主健康的责任，能够培养公众理性判断的能力。例如指导公众"辨识虚假信息""影响舆论走向""提升社会问题意识"。相关表述还包括"传播符合公共利益的理念""提供知识并促进讨论"。
主题三将影响力概念化为研究者对社会的反哺责任，体现公共资金资助研究的问责要求。受访者强调这是"对公众的义务与公民责任"，多次出现"回馈社会"的表述。
主题四认为研究影响力应内嵌于社会整体。受访者主张"研究不应脱离社会"，因为"学者同属社会共同体"。如R69所述："人文学科既研究社会，又身处社会之中，二者不可割裂"。
尽管多数受访者对研究影响力持积极态度，但他们也明确指出追求影响力过程中存在的多重挑战。这些挑战源于实现影响力的内在动机与ECRs获得研究独立性所需奖励机制之间的结构性矛盾。主要呈现为以下几方面：
首先，时间资源配置矛盾突出。受访者普遍反映"在当前确保研究基本产出的工作负荷下，很难再为额外活动投入更多时间和精力"。他们将影响力活动视为"附加任务"而非正式要求，导致实现影响力的目标与完成传统考核指标之间形成时间争夺。有受访者直言："由于时间限制，加以学校未将这些活动计入工作量，我不得不选择性参与这些'额外'活动"。
其次，现行评价体系存在制度性缺陷。一位参与者指出："国内学术晋升程序或项目评估通常不强调社会影响力的重要性；在学术竞争中，影响力并不能带来实质性优势"。针对这一问题，受访者建议建立配套支持机制，如"增加科研成果公众传播的专项资金""设立专项活动预算"或"提供成果推广的财政支持"。
再者，学术发表优先的价值观导向显著。有受访者感叹："同时兼顾论文发表、提高引用、参会交流、社会传播等多项任务几乎不可能"。这种"不发表就出局"的学术生态，导致研究者不得不将有限资源向传统考核指标倾斜。正如某参与者所述："大学激励机制明显偏向高层次期刊发表"。
此外，职业初期的身份焦虑不容忽视。受访者坦言作为初级研究者的不自信："主要问题在于经验不足——作为新人，我不确定自己是否有资格提出建议，毕竟研究成果尚属初步阶段"。这种不安感部分源于外部认可缺失，如有受访者回忆学术报告经历："决策者只把我当作做报告的博士生，而非严肃的研究者"。
最后，地理流动性带来特殊挑战。研究表明，ECRs频繁的国际流动不仅影响个人福祉与经济状况，更对建立持续的地方性影响力构成障碍。一位受访者解释："作为海外博士后，我失去了原有的合作网络，而为短期居留重建利益相关者关系投入过大"。对此，参与者强烈呼吁通过"工作稳定性"和"就业保障"等制度安排，为长效影响力建设创造条件。
研究显示，ECRs在追求研究影响力与注重基于传统指标的学术评价体系间存在深刻矛盾，这种矛盾又因其职业阶段的脆弱性而加剧——不稳定的工作状态阻碍了建立影响力所需的长效合作关系。面对这一复杂局面，ECRs需要通过话语实践有策略性地确立其自身与影响力概念之间的定位关系。
在主题分析基础上，本研究进一步对问卷文本选段展开微观话语分析，重点考察受访者对"影响力"的定位策略。以下几个典型文本片段生动展现了ECRs讨论影响力时的矛盾心理。
片段一显示受访者对影响力的认知存在显著摇摆：既肯定其学科领域某些研究具有"较高影响力潜力"，又坦言整体上"并非最具影响力的研究领域"。这种矛盾心理通过"显然我希望影响力更大！但坦白说追求影响力没有任何激励，全凭自觉"等表述得以凸显。该学者最终通过调整研究方向来提升影响力，反映出个人学术兴趣与制度激励间的持续碰撞。
片段二中，受访者在肯定研究带来"实际改变"的喜悦（"这让我高兴"）的同时，也警惕"影响力作为实际权力"伴随的伦理责任。开篇"没人告诉过我实现真正影响力如此艰难"的感叹，透露出理想与现实落差带来的无奈。
综合文本分析可见，对ECRs而言，实现影响力既是"重要的"又是"难以企及的"。这种根本性的张力既体现在资源分配决策层面，也反映在话语定位的复杂性中。
在关于学术外影响力的矛盾环境下，ECRs 在将“影响力”视作评价标准与职业期望时，呈现出多元化的立场。“影响力”在引发紧张关系的同时，也日渐成为学术领域内不可回避的规范，进而使得尚处于 ECR 阶段的学者难以得到充分关注。尽管大多数受访者都渴望在社会中创造积极变化，但他们也普遍意识到，就个人晋升而言，学术外影响力并非首要考量。许多ECRs由于资源有限，难以在学术外影响力上投入过多精力，而此类活动亦不大可能对他们的职业生涯带来直接帮助。Vanholsbeeck将这种现状以及开放科学政策称作学术职业要求的“三重束缚”。此外，参与本研究的ECRs也指出，他们缺乏改变现有体系的实际权力，只能遵循规则，这无形中减弱了他们践行学术外影响力的内在动力，也使得将这些与传统卓越研究和价值观念有所冲突的概念纳入ECRs职业生涯考量中更为困难。
要化解这一紧张关系，需要进一步将影响力的概念制度化，使其成为学术社会化的一部分，并以最为包容的方式嵌入职业晋升的结构之中。Friesike等总结了ECRs在利用研究实现影响力过程中面临的五大核心关切，这些关切——影响工作的机会成本、影响力衡量的“模糊性”、将小规模研究成果转化为实际影响的挑战、对示范榜样的需求，以及公开传播研究结果所带来的职业风险——在本研究中同样有所体现。然而，要将影响力制度化并融入ECRs的职业发展中，除了将培训纳入其发展体系之外，还须为ECRs提供足够的空间与长期支持，以便他们能够持续跟踪、收集、参与并转化研究成果，使之演变为可在学术界外得到广泛应用的证据。
此外，对ECRs的评价结构亦可进行相应调整，例如制定明确的指导方针来认可影响力成就，并在招聘与晋升环节为早期职业阶段的研究者提供必要的激励与奖励。这有助于在评价中更好地平衡学术外影响力成就与其他学术活动（如出版、引用、获得资助以及教学）的权重。在机构或国家层面采用类似的评价框架，也能促进相关合作伙伴关系以及实现长期影响力所需的能力建设。
针对ECRs在实现学术外影响力的内在驱动力与学术职业晋升中对传统卓越研究及价值的要求之间的冲突，本文提出了若干政策层面的建议。与其将重点放在提供影响力培训计划上，政策制定者更应关注如何使研究职业结构与研究者的个人志趣，以及将学术外影响力视作研究社会契约组成部分的相关政策话语相协调。亟需建立一种支持性的学术环境，将学术外影响力定位为研究人员专业伦理的内在要素，而非仅为ECRs职业发展带来更多风险而非机遇的可选方向。将学术外影响力纳入招聘与晋升标准（结合不同国家的具体情况），并树立在此领域取得成功的学者典范，能够促进影响力被纳入更广义的卓越研究范畴之中。若能落实上述建议，便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本文所探讨的、在不稳定话语定位中所体现的紧张关系。
未来研究可着重监测不同国家背景下影响力评估政策的持续演变，尤其可关注政策借鉴、中心与边缘的动态，以及不同国家与国际政策间的趋同与矛盾。学者除了要描述这些政策规定，也需探究其在实际中的实施情况以及各机构可提供的支持力度，并进一步审视ECRs对此类政策的接受度。与本文类似的研究可定期重复，从而追踪影响力评估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出现的积极/消极、预期内/外效果，以及它们在学术话语中的反映。
(全文及参考文献见Research Evaluation, Volume 33, 2024，原文链接：https://academic.oup.com/rev/article/doi/10.1093/reseval/rvad024/7440258，本期推文为节选摘编，略有删减和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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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稿 | 金潇苒 王译晗
本期责编 | 金潇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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