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忠敏，1962年生，籍贯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兼职上海大学“自强”兼职教授，上海高校比较语言学E-研究院特聘研究员。曾于美国加州大学伯克莱校区、美国加州州立大学东湾校区、新加坡国立大学、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汉语言所任教。主要研究领域为历史语言学、汉语方言学、实验语音学。

访谈时间：2014年12月23日

访谈地点：复旦大学光华楼陈忠敏教授办公室

访谈人：常然

现有的人文学科评体系标准太过看中权威期刊论文的发表以及奖项的获得，无法全面体现个人的成就和贡献。

访谈人：陈老师，您好。作为一个人文学科领域的专家，您认为现有的人文学科评价标准能否完整体现您个人的成就和贡献？

陈忠敏：现有的人文学科评价标准，便于领导者管理、统计，无法全面体现个人的成就和贡献。

访谈人：您觉得主要是哪些方面还不够完善？

陈忠敏：第一，我们今天的评价体系太看重权威期刊发表论文，以及获得的各种各样的奖项。第二，目前没有公平的学术批评，评奖人不负责任敷衍评奖。第三，人情奖很重，比如重大奖项的获得者照顾老年人，而不讲学术分量。要改变这些风气可能有漫长的路要走。

人文学科中论文或专著的评价标准主要是同行的评价，应该在管理、评价等制度上与国际接轨。

访谈人：您认为人文学科中研究论文或者专著应如何评价？

陈忠敏：论文或者专著的评价标准主要是同行的评价。论文不在多，而在于质量。目前，发表论文的数量及主办刊物的级别在学术水平衡定中所占的比例太高。例如《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我们投它干嘛呢？《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像我这个语言学专业的研究者根本不会去投的，但是这些报刊在评价体系中是最高级的，这说明体系在制定的时候不合理。在美国，从来没有杂志分等级，这本身是一种误导。

访谈人：您在国外有丰富的从教经历，能谈谈国外的评估机制有哪些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吗？

陈忠敏：国外很简单，美国比如伯克利、斯坦福、哈佛、耶鲁等同一级别的大学，评教授外审的标准中有一句话：“这个人在你们学院这个专业是否可以做教授？”这是最重要的一项：即同级别学校的客观的同行评议。

我在新加坡国立大学也工作过，他们评副教授、教授也是非常严格的，文章必须用英文发表，送到校外同级别的学校，由全世界著名的15所大学同行来评。“这个人在你们学校这个职位能不能做教授？”实行一票否决，而且单向匿名。我们这里还没有形成这样的氛围。

访谈人：现在国内如果引入同行评价的机制，有没有可操作性？

陈忠敏：中国比较好的大学，比如北大、清华、复旦、交大等5-10个左右同级别的学校，可以效仿国外组成一个联盟。学者把成绩拿出来，送到国外去，看在斯坦福或者哈佛能不能做教授，如果能的话打一个勾。换句话说，我们的教授质量跟人家是平等的。如果我们的管理、评价等制度与国际接轨，评出来的老师就可以跟国外老师平起平坐。

访谈人：国内的学术委员会是否已经部分承担了同行评议的职责？

陈忠敏：学术委员会中的成员有很多不是同行，对不同的领域不熟悉，怎么个评法？

现有的职称评定标准应增加同级别学校、同行专家评定的权重。

访谈人：您怎样看待现有的职称评定标准，以及学校已经开始推行的代表作制度？

陈忠敏：现有的职称评定标准应增加同级别学校、同行专家评定的权重。代表作制度与量化评价体系相比是有进步，但也有一些弊端。一篇代表作，有可能反映成绩，也许一篇是超越，但是也可能会从一个极端走向另外一个极端：评上以后不写了，后续没有研究。如何克服这种倾向性？同行评议还是比较重要的，它必须有一定的量来支撑，一个人必须始终在线上，不断参加会议，不断在专业杂志上发表文章，活跃在学术圈里面，一直在研究，不能下线。因此两个方面需要综合考量。

可以把评价体系中国际会议论文录取的权重提高。

访谈人：人文学科领域中获得的崇高声望，您认为主要来自哪几个方面？

陈忠敏：主要来自发表论文专著，国际系统里的同行评价，邀请作国际会议的主题演讲。

访谈人：您刚才提到会议，那么在学术会议上发表论文对一个学者的成名有没有直接关系？院系主办学术研讨会能否作为衡量该学科发展水平的指标？

陈忠敏：学术会议上发表论文是重要的，但是最好是把国际会议论文录取的权重提高，而不是国内会议。国际性学术会议的主旨发言，不会请一个完全没有水平的人。院系主办的学术研讨会不能一概而论，如果是质量高的、专业性强的学术会议，也应该是衡量该学科发展水平的一个指标。这需要同行的评议。

我们的评价体系对教学的重视不够，教学成就可以通建立新专业、建立新的课程体系、出版教材、开设新课程、学生的评价等标准体现。

访谈人：您觉得一位名师的价值，是否应该通过他培养的学生的成就来体现？可以采用什么方法来衡量教师的价值？

陈忠敏：大学老师的教学成就被轻视，我们的评价体系对教学的重视不够。教学成就可以通过以下标准来体现：负责建立新专业、建立新的课程体系、出版教材、开设新课程，学生的评价等。

随着科技的发展，学科也在不断变革、不断调整当中。如果有些老师看到需求，做出重大改革，组成新的学术领域，以新的思路成功设计一套课程及教材，就是一项很大的工程，比发表一篇论文还重要，必须给予一定的奖励或者地位。它会对学生就业、科技发展以及学科本身的发展起非常大的带动作用，与科技奖的作用不相上下。例如奥巴马有“脑计划”，脑科学光靠医生是无法解决问题的，知识结构必须文理医工都有，学生的培养不是一两年能做好的。这是一项原创性的工作，需要的时间比较长。领导者必须有眼光，支持设立符合世界潮流的前沿学科。国外新课设置须经学校批准，老师开一门新课是有奖励的。中国目前缺乏这样的鼓励和平台。

访谈人：国外的教学体制与国内相比有哪些不同之处？

陈忠敏：国外一流大学有多少系，我们有哪些系是缺的，为什么缺；同样一个系上什么课程，哪些是核心课程，哪些是基础课程，哪些是选修课程，每门课是怎样教学的，这是很重要的一项工作，值得我们好好研究。美国的大学教学体制大致是这样的：第一，同样一门基础课，不允许一个礼拜上一次，基础课一个礼拜必须是两到三次。第二，每门课每周都必须要有一小时的课程辅导；每周必须有与学生面谈的时间（office hour），为学生逐个见面答疑；每周基础课都必须有作业，15周至少有12份作业，2个期中考试和1个期末考试。与之相比，我们同样一门课，没有老师的答疑时间、辅导时间，也没有作业，没有面对面的交流，教学的量不符合教育规律。传授知识可以看作不断刺激学生，激发学生的工作。每次的量不能太大，换句话说不能每周只刺激一次，每周只给一顿饱饭，其余时间没有饭吃，这样学生是接受不了的，要保持一定刺激和激发的频率。教师每学期认真上好两门课，如果是基础课应该有辅导课，有答疑时间。课的总量要缩减，但是质量要提升。现在我们的学生每学期居然可以选十几门课，这显然是课的质量有问题。我在美国读书的时候一学期最多修四门课，四门课花费的时间相当多，每门课有大量的作业和阅读。一门课每天（周末除外）平均在课外得花2个小时，四门课每天得花8小时，否则成绩就会下降。当然并不是说我们的教师不称职，目前主要是制度层面的问题。好的教育制度会使懒人勤快，不好的教育制度会使勤快人也变懒人。复旦大学不是有教学研究中心吗？我觉得可以拿国外20所一流大学的管理制度、系所设置、专业设置、每个专业的课程设置、每个课程的教学方法等做个系统的比较研究，对照我们的实际情况，看看有什么差距，我们是不是应该把这些差距补上。

访谈人：由此看来，制度设计是很重要的。

陈忠敏：对的。制度的设计相当重要。我在国外的一流学校做过学生也做过老师，在中国的一流学校也做过学生和老师。我觉得高校的教育质量得益于三方面因素：制度、教师质量、经费。中国的教学经费每年不断地增加，所以经费大概不是最要紧的问题；教师的质量无法在短时间内有质的提高；所以最能见效的是制定好的制度。这些制度包括管理制度、教师聘用、升等、教师激励、专业设置、课程改革等方方面面的制度。可以参考西方大学体制，但也不是一味照搬，好的方面学习，不好的方面加以改造。现在说的科技创新，其实我认为制度创新最为重要。当然创新不是一味否定原来的，而是要把不合适的去掉，合适的要保留。

国家和学校科研经费的投入要更有前瞻性，目前重大项目在评估中所占的权重太大了，国家社科优秀成果评奖存在一些问题。

访谈人：您觉得学校或国家科研经费的分配和投入，能否反映学者的学术地位？

陈忠敏：希望国家和学校的科研投入能有前瞻眼光，向创新性研究、交叉性学科、前沿性研究倾斜，不要囿于既有的学科分类。现在我们的学科分类基本上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有的甚至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苏联大学城模式的分类，严重滞后。学科分类滞后，相应的专业方向和课程设置也严重滞后。

访谈人：重大项目申请获批，能否真正体现该学科的学术水平？

陈忠敏：我认为能够体现该学科的学术水平，但是现在的权重太大了。我们的项目制度问题蛮多的。美国从事科研项目，最多可以免除一门课的教学工作量；同时，最多可补足3个月的薪水（美国大学发9个月的工资），顶替的教学工作量和三个月多余的薪水从科研经费中支付，所以学校没有任何损失。学校可以把免除的一门课的支出再雇用其他教师顶上，所以学校也没有多花钱，这样教学和科研两不耽误，管理制度非常明确和完善。

访谈人：国家社科优秀成果奖等奖项能否体现学术水平？

陈忠敏：评奖本身并没有错，主要的问题是现在评奖学术分量较少，人情分量多，另外不正之风盛行。上海社科最重要的奖，都是授予七八十岁的老人，他们早就不工作了。这在美国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年度奖必须要有成绩出来，照顾老人可以有终身奖。

人文学科的论著和被转载率基本没有什么价值，学者与媒体毫无关系，媒体活动不能体现其学术地位。

访谈人：您认为人文学科的论著被转载率和引用率有多大的价值？

陈忠敏：我觉得基本没有价值，因为不同的学科引用率有天壤之别。

访谈人：学者与媒体的关系您怎样看待？媒体活动除了增加知名度和影响力外，能否真正体现学者的学术地位？

陈忠敏：学者与媒体之间一点关系都没有。搞数学的专家很少有人知道，不能用这样的指标来衡量一个人的水平。不同学科的出镜率是不能类比的。有的学科无法在重要的媒体活动中出现。媒体的要求是通俗易懂，跟学术的旨趣不同。所以媒体活动与微博粉丝的关注度，我认为没有价值，不能体现学者的地位。

人文学科基础研究很难得到政府决策者的关注和青睐。人文学科的评估，主要看在该领域的学术地位，培养人才和社会服务的权重略低一点。

访谈人：如果学者参加政府决策咨询会或者报告获得批示，能否提高学术声誉？

陈忠敏：社会、经济、管理类的学科也许能够通过这些途径提高学术声誉。但是不同学科情况不同，人文学科基础研究很难得到政府决策者的关注和青睐，比如甲骨文的专家，就不能用这样的方式来衡量。学校讲“独立精神”，不是一个御用机构，而是一个独立的学术研究机构。

访谈人：您认为在人文学科的评估中，培养人才、科研和社会服务之间的权重如何？

陈忠敏：人文学科的评估，主要看在该领域的学术地位，培养人才和社会服务的权重略低一点。

匿名的同行评价是最高的，更好的评价标准必须建立在制度、道德层面上，还要纳入国际体系中。

访谈人：陈老师，您的谈话中多次出现了“同行评议”，这个关键词是否可以概括您心目中更加理想的评估标准？

陈忠敏：匿名的同行评价是最高的，它把很多问题都统统解决了。更好的评价标准必须是建立在制度层面上，还有道德层面上。只有将我们的制度评议纳入国际体系中，在一流大学中开展，评出来的老师才是一流的、国际化的，才是比较公正的。

本期内容来源：《反思与探索——人文学者谈学科评价》

供稿：邓晨菲 王译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