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从两个关键属性出发，识别“重要”研究问题的内在构成：其复杂性以及其可转化为可检验假设的方式。采用内容分析方法，对2005至2015年间发表于JIBS的定量研究论文中所界定的研究问题进行编码。依据每篇论文在发表后五年内(即2010年至2020年)的引文数据，分析研究问题的复杂性及其转化为假设的方式与论文影响力之间的关系。具体研究问题包括：

• 研究问题的复杂性与论文影响力(以引文数量衡量)之间存在哪种关联？重要论文在商业/管理、跨学科和面向实践的途径中是否表现出不同的引文分布特征？

• 是否存在证据表明，研究问题的操作化程度越高，其获得的引文数量也越多？

研究样本包括2005年至2015年间发表于JIBS的428篇定量研究论文中的423篇。我们从两个维度评估每篇文章研究问题的复杂性：第一，研究是否仅考察主效应，或是否包括调节效应、中介效应，或调节与中介的组合分析；第二，理论建构是基于同一层级，还是涉及跨层级理论联系。此外，还考虑研究问题与所制定假设之间的一致性。

为评估论文的学术影响力，我们从四个维度考察其引文表现：总体引文数量、在商业学科期刊中的引文、跨学科(非商业类期刊)引文，以及面向实践的期刊中的引文。本文采用关联建模估算上述关系。

表3展示了各类引文数量的统计信息，图1反映了各年份研究问题复杂性的分布状况。表4提供了用于建模的各项变量的描述性统计数据，表5呈现了研究问题与假设匹配程度对引文数量影响的回归分析结果。

我们通过三种模型分析研究问题复杂性与引文数量之间的关系：表6展示了模型中“跨层级理论建构”对引文数量的影响；表7则关注假设类型(主效应、调节效应、中介效应、调节+中介组合)所反映的复杂性；表8进一步采用更细化的方式将复杂性与层级因素结合进行考察。

研究结果显示，首先，那些研究问题相对简单的文章在发表后五年内的引用数量通常更高，也更可能被视为“重要”且“有影响力”，尤其是在商业期刊及跨学科取向较强的出版物中。具体而言，聚焦于主效应的研究问题，其平均引用量更高。这一发现在直觉上或许令人意外，因为研究人员在学术训练中往往被鼓励探讨边界条件，识别既有关系中的调节变量与中介机制。事实上，目前发表于主流商业与社会科学期刊的大多数研究，在我们的复杂性编码系统中属于中等复杂水平，且以应急模型和中介模型为主导。

其次，本研究强调了学界与业界(以及潜在资助方)在“重要性”认知上的分歧。在学术研究中，“理论驱动的重要性”备受推崇，与学术界对理论构建与发展的高度关注保持一致。然而，实践者与资助者并不总是与学界持相同观点。他们更关注的是研究能否解决实际问题，是否能提升组织的竞争力和运营效率。实践者往往寻求“基于证据”的建议，而这类建议的形成依赖于不同类型的知识积累。当前大量面向顶尖期刊的投稿更重视理论的创新构建，而非对既有理论的验证，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研究的实践适用性。在此背景下，“可复现性”正日益成为商业研究文献中的一个关注焦点，因为复现研究有助于识别那些预测性强、结果稳定的理论，从而增强其对实践者决策的指导意义。

学术界内部同样存在潜在的不匹配问题。虽然研究的复杂性往往被认为有助于论文的发表，但若这种复杂性与目标受众之间存在偏差，则可能削弱文章的影响力。高度复杂且聚焦狭窄的研究，虽可能对特定领域的专家群体具有可读性，却往往难以吸引更广泛的读者，从而限制其在更大范围内的应用。边界条件测试类研究虽对特定知识领域具有理论拓展价值，但对非专业人士而言吸引力较低，可能导致引用频次下降，也削弱了其获得高影响力资助的潜力。换言之，添加一个边界条件未必提升研究的应用性，也不一定帮助管理者更好地应对实际问题。

因此，本文强调研究人员应在项目初期阶段就明确目标受众。那些起源于商业与管理领域的研究，若能被其他学科所引用，往往得益于其在方法论上的突破或在概念界定方面的直观性，从而更易为非专业读者所理解。例如，Berry等人提出一种创新方式来概念化、衡量与分析跨国距离的影响，将传统的“距离”扩展为九个维度，包括经济、金融、政治、行政、文化、人口、知识、连通性与地理。正是通过此类系统性的拓展，该研究提升了“跨国距离”概念的外部可解释性，并被教育、政策、社会学等多个学科所采用。本文还通过定性分析发现，被实践导向期刊引用的研究常具有一些共同特征：一是它们在组织与整合既有知识方面具有突出贡献；二是它们常能清晰识别出适用于组织管理的因果机制。例如，Luo与Tung提出的新兴市场跨国企业“跳跃式国际化”框架，因其解释力强、可操作性高，受到实践界关注，并在《商业视野》《加州管理评论》和《经济学人》等实践导向出版物中获得广泛讨论。

总体而言，国际商务领域的研究人员面临双重压力：一方面需在竞争激烈的学术环境中实现高质量发表，而复杂性常被视为提升发表成功率的关键要素；另一方面，多数商学院与资助机构愈发强调研究的“外部影响力”，即成果对企业、政府等组织实践的实际贡献。因此，社会科学与商业管理领域的研究人员需在满足学术发表要求与追求现实影响之间取得平衡。本研究发现，相对简洁的研究设计可能是一种实现该双重目标的有效路径。

此外，我们还探讨了引用量较低研究的定性特征。一个显著趋势是，这些文章往往包含更多的假设，这可能与作者在问题界定时倾向于增加复杂性有关。在确立研究问题时，作者可能会选择重新阐释某一观点以提供新的视角、挑战既有理论的基础假设，或通过复杂建模深入探究特定现象。这类问题界定方式通常导致更多假设的产生与更复杂模型的构建。然而，如引用数据所示，这类策略可能以牺牲论文“重要性”为代价。

这一发现与我们的定量分析结果一致，即研究问题与假设之间的一致性越高，其在学术期刊中的引用量越高。这种匹配关系增强了读者对研究流程与研究结果的理解，有助于提升论文的可吸收性与记忆度，从而促成更高的引用表现。

最后，尽管文献普遍强调在国际化战略研究中考虑不同层次(如国家层面与行业层面)因素的重要性，但本研究发现，跨层级研究未必能带来更高引用量或更强影响力。我们并非否认多层级研究的理论价值，而是指出其在学术实践中面临传播与理解上的挑战。由于这类研究在理论与实证层面上更为复杂，不熟悉该背景或方法的读者更难理解其贡献，从而导致引用量的相对不足。

本文通过分析2005年至2015年间发表于JIBS的定量研究论文及其后续引用情况，向研究人员，尤其是职业早期学者，提出了一些关键建议。Alvesson与Sandberg曾指出，问题界定在理论建构中具有基础性意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使理论具有重要性与影响力的关键，在于其在某种重要层面上挑战了我们的假设”。在社会科学研究中，问题界定尤为关键，因为它鼓励研究者超越传统意义上的“填补文献空白”。正如Colquitt与Zapata-Phelan所强调的那样，这种“空白填补”通常表现为对新的调节因素进行验证。然而，这类方法往往通过识别既有知识体系中不完整、不确定或尚未充分探讨的部分，从而引发高度复杂的理论模型，这种复杂性可能对论文引用产生负面影响。若能真正严肃对待问题界定，而非仅作为填补空白的技术性手段，则更有可能生成富有洞见且理论上简洁的研究问题，从而提升研究的趣味性与影响力。由此可见，相对简洁的问题设定更有可能产生被视为“重要”的研究成果。

其次，研究问题的建构方式至关重要，它不同于“提出问题”的行为。研究问题不仅仅是论文的开篇陈述，更是研究设计与方法的基础框架核心。正如Maxwell所指出的，研究问题应与概念框架紧密对接；Flick进一步强调，研究问题应在方法论选择上发挥驱动作用。本文提出了另一项具体建议：研究问题与假设之间应保持高度一致。我们的实证结果表明，当研究引言中所提出的问题与后续操作化假设之间缺乏一致性时，可能会引发读者的困惑，使其质疑文章究竟在回答哪些问题。这种不一致降低了文章的可读性与说服力，也可能导致其在学术期刊中的引用频次偏低。相反，研究问题与假设之间的紧密对齐有助于增强文章的清晰度与可信度，从而提升其学术影响力。

此外，作者应关注当前学术界持续争论的一个主题：“学术重要性”与“实践重要性”之间的张力。该讨论源远流长，近年来再度成为热点。这一议题聚焦于：研究者是否需要在追求理论重要性与产出实用性成果之间进行取舍。尽管从理论建构角度而言，一项学术价值显著的研究可能对管理实践具有指导意义，但关键问题在于，这类理论成果是否具备面向更广泛受众的可达性。过于学术化的表达可能会阻碍其在实际应用中的传播与采用。

需要澄清的是，我们并不主张“成功学”，即不认为研究者应刻意采取某些策略以换取更高的学术影响力。科学研究的本质，在于通过识别变量间的新关系来拓展知识边界，并在此过程中发现这些关系成立的边界条件与适用范围。然而，本研究的实证证据表明，研究者在设计研究时，尤其是在设定研究问题与假设结构时所做的选择，确实会影响论文的“重要性”认知，并进一步影响其在特定评价维度上的“成功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