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科学政策制定者日益看重科学知识的社会价值。2010年以来，国际学界开展了多项评估举措，以评估知识转移和交流实践，以及研究的社会影响。对这些评估举措进行分析将有助于探究知识转移和交流的多重形式及其社会影响，进而明确如何评估和增强这些影响。本研究基于西班牙Transfer Sexenio项目数据进行了分析，聚焦于SSHA(社会科学、人文和艺术)领域，探讨了以启蒙目的或专业目的为导向的知识传播渠道，以启发未来的评估实践。
关键词：Sexenio；增值；知识转移与交流；传播；社会科学；人文艺术
过去几十年来，科学的社会影响愈发受到关注。在科学与社会的关系不断聚焦，公民和学者的科学需求日益增长的背景下，科学政策对社会影响的讨论更为集中，同步体现在项目提案评估和研究人员评价的过程之中。
近年来，各国开展的社会影响评估反映了学界与非学界的联系。学界认为，社会影响评估的复杂性在于难以将研究成果与特定影响相关联，或确定研究活动、社会效果及其受益者之间的时间差。因此，本文的研究重点不在于知识接受方，也不涉及研究的社会影响，而是重点关注研究人员，探究其知识增值实践和知识转移交流过程。
传统而言，对知识增值的研究较多集中在商业和STEM(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领域，但近年来这一研究已在SSHA领域不断拓展。本研究通过涵盖所有领域，提供研究人员参与知识增值活动的更全面视角，这便是本研究的第一个研究目标(研究1)——更深入地理解不同领域(SSHA与STEM)的知识转移形式，以增进科学与社会的联系。
本研究的第二个目标是厘清SSHA领域的知识传播模式(研究2)，关注所有类型的学术成果，不仅限于学者间的“科学成果”，也包括面向社会传播知识的成果。我们将知识传播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旨在传播有价值的信息或对公众有益的信息(称之为以启蒙目的为导向的知识传播)，另一种是面向专业人士的信息传播(称之为以专业目的为导向的知识传播)。本研究特别关注那些不太常见的传播方式，比如书面成果或视听成果，这些成果同样能够帮助潜在受众了解科学知识。
我们认为，以往大部分研究都集中在容易被量化和追踪的领域，如研发合同和商业知识转移，这就像是冰山露出水面的一角。而我们关注的是那些较少被研究的领域，就像是深藏于冰山一角之下的部分。
在知识增值和科学与社会相互作用的研究中，借助启蒙目的导向和专业目的导向的成果进行的知识转移常被忽略。尽管有大量研究关注知识转移的商业渠道，但专注于传播渠道的研究相对较少。
Spaapen等提出了“富有成效的互动”概念，探讨了知识的传播形式，即基于某种物质“载体”(如文本或展览)的互动。这一观点的特点在于兼顾了多种传播方式，包含了不同类型的传播活动和成果，但没有明确每种活动或载体的特性。此外，以往研究通常聚焦于“传统”传播渠道——如科普文章发表、媒体投稿，而忽视了许多具有创新性的启蒙渠道和专业渠道。因此本研究认为，首先需要充分了解各种传播渠道，以明确可以参考哪些传播渠道对研究进行评估，无论是出于专业目的还是启蒙目的。
同时，我们需要更深入地理解SSHA的知识增值模式。因为SSHA领域与STEM领域在合作模式(渠道、频率、涉及的非学术用户类型)上存在明显差异。SSHA研究人员更多参与的是非商业和非正式的知识转移渠道，这些渠道较难捕捉。对非商业/非正式知识转移渠道的关注不足和评估困难会导致这样一种观点，即SSHA研究不如STEM研究有用。我们的第二个研究重点是阐明特定传播渠道是否会被评估系统低估，及其对评估的影响如何。
3.1 西班牙Transfer Sexenio项目概述
研究基于西班牙Transfer Sexenio项目数据进行分析。
Transfer Sexenio项目是一个评估研究人员在知识转移和创新活动中的参与度的试点计划，于2018年由西班牙国家教育质量评估和认证局(ANECA)发起，与传统的年度研究评估(research sexenio)分开进行，研究人员可以同时参与这两种评估。
Transfer Sexenio项目分领域(SSHA与STEM)探究知识的增值实践。该项目定义了四种类型的知识转移和创新贡献，分别为：①通过研究人员培训进行的转移(如雇佣人员、指导论文、培训员工等)；②通过产生经济价值进行的转移(如知识产权许可、与公司/机构签订合同/项目、专利等)；③通过参与其他机构的活动进行的自我知识转移(如委托特殊服务、咨询委员会成员)；④通过产生社会价值进行的转移(如与非营利实体/公共管理部门就具有特殊社会价值的活动达成协议/合同；通过出版物进行的传播)。研究人员在申请书中需要详细描述其研究所属的贡献类型。
该项目标志着西班牙科学政策中首次明确为知识转移提供个人层面的激励，也是首次包含如此之多的知识转移和创新实践类型。Transfer Sexenio项目对于科学研究社区参与知识转移和交流起到了直接推动作用。该项目收到了超过16,000份来自不同学科研究人员的申请书，其中涉及超过81,000项贡献。
为深入了解STEM领域和SSHA领域的知识转移渠道，本研究基于Sexenio数据库进行分析。
数据库中的每个申请书都被映射到申请者所在的科学领域。为了探究不同类型申请书的批准率(即研究人员提交的贡献类型是否被评估认定为符合项目要求)差异，我们计算了被批准申请书数量与提交申请书数量的比例，并进行了统计，比较了各领域申请书的批准率与总体批准率，如下图所示。
为更好地理解SSHA领域的传播模式，本研究对传播类型进行分类，以确定面向公众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传播渠道。
(1)SSHA学科分类
我们将2,940篇SSHA申请书划分为以下学科：①艺术、历史和考古学；②语言学、语言学、文学；③哲学；④教育；⑤法律；⑥行为与社会科学；⑦经济学；⑧商业。
(2)成果类型
我们划分了能够产生社会价值的七种成果类型：①论文和图书；②委托报告；③指南；④图书馆和其他虚拟资源；⑤视听产品和软件应用；⑥大众媒体稿件；⑦社交网络上的学术稿件。
(3)目的类型
我们将知识传播目的分为专业目的、启蒙目的和混合目的。①专业目的的传播成果能够为从业者提供可用于决策和工作实践的知识。②启蒙目的的传播成果面向公众，公众可以利用这些成果中的知识实现个人目标，进一步理解科学技术的经济和社会影响，帮助其在社会和政治问题上做出决策。③混合目的的传播成果，例如出版物，是基于扎实的学术工作而产生的，既面向学界也面向公众，具有双重性质。
为识别SSHA领域的传播模式，我们按学科构建了SSHA传播概要文档，并运用假设检验来评估不同SSHA学科之间以及整个SSHA领域在批准申请书材料类型比例上的差异。计算得出的成对差异(SSHA不同学科与整个SSHA)在0.05显著性水平上进行了标准化。最后使用描述性统计方法探索不同类型材料的目的类型(启蒙、专业或混合)。分析结果如下图所示。
通过对按贡献类型和领域划分的知识转移模式(研究1)和对SSHA 领域知识传播模式(研究2)的分析表明，被批准最多的贡献类型是基于商业和正式媒体的申请书，如知识产权许可、参与衍生活动和与外部实体签订合同或协议。在一定程度上，这些结果证实了STEM领域知识转移模式的现有观点。同时，分析结果也提供了关于SSHA领域知识转移的信息。SSHA中最常见的知识转移模式是与公司和机构的合同和项目(35.3%)、与非营利实体或公共管理部门达成的具有特定社会价值的活动协议和/或合同(20.2%)以及出版物和传播活动(19.9%)。这些独特的SSHA知识转移模式已在社会影响评估框架中被认可。
在SSHA中，出版物和传播活动十分重要。评估政策的设计者应充分认识到出版物在SSHA知识转移中的重要性。在未来评估中，如果能够更好地定义这些活动并将其与面向同行交流的学术出版物区分开来，那么这些传播活动被认可和批准的机率可能会提高，特别是在不涉及社会影响的研究评估中。如果研究人员在描述他们对不同社会群体和领域所做的贡献时，能够为其提供更加结构化的信息和更清晰的描述框架，将会有助于改善对他们工作的理解和评估。
用于启蒙目的和专业目的的论文和图书具有重要意义。应注意，学术出版商出版的图书种类繁多，既包括面向研究人员的图书，也包括面向公众或专业领域的图书。在评估过程中必须考虑到这一点，识别和确定那些专门面向非学术受众的图书所属的贡献类型。
在启蒙出版物和专业出版物的出版语言方面，以西班牙语为主，这凸显了在向非学术受众传播知识中使用本土语言的重要性。向国家科学技术部长提交的《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学术出版报告》中同样强调了使用本土语言出版学术著作的重要性。
数据显示，知识传播存在明显的学科差异。除哲学外，其他学科在知识传播方面的成功案例较少，各个学科的知识转移模式不同。这些数据证明，SSHA研究人员正在产出具有潜在社会影响力的启蒙成果和专业成果。正如Sivertsen所指出的，“社会科学家在媒体中的露面不仅仅是知识转移，更是参与民主对话的一部分。”从这个角度来看，促进SSHA成果的公众传播可以提升其社会影响。
知识的社会传播对于科学文化发展至关重要。在科学文化中，科学及其社会性或社会影响都应得到充分考虑。鉴于人文学科在中高等教育课程中的重要性有所下降，彰显其社会功能愈发必要。
具体研究案例的公开传播将促进SSHA研究人员的知识交流和转移。研究案例中的传播渠道、受益者和影响能够展示科学知识转移到社会的全过程。学术研究应以社会需求为出发点，研究人员以及整个研究系统都应该考虑如何为应对社会挑战做出贡献。研究人员要思考并积极参与跨学科形式的知识交流和转移活动，促进不同学科之间的合作，为社会问题的解决提供综合思路。
评估主体应重新审视图书和期刊的重要程度。《关于学术交流中多语言问题的赫尔辛基倡议》强调了编辑结构(出版物的制作和发布流程)和不同语言在知识转移中的重要性，呼吁研究人员在社会互动中使用多种语言。除了主要用于发布原创研究成果、促进学者交流的科学出版物外，还有许多面向企业、公众传播知识的出版物。研究结果表明，图书对于知识转移非常重要，编辑结构是实现这一过程的重要部分，因此，编辑结构应成为图书出版、评价政策以及协调二者关系的关注点。
最后，研究表明，报告、指南、协议、规范等同样是重要的知识传播渠道。它们通常由志趣相投的机构或团体合作产生，共同构建面向特定领域的知识体系。这类传播渠道应被考虑进评估和认证过程中。
(全文及参考文献见Research Evaluation 2023年第32卷第2期，原文链接：https://academic.oup.com/rev/advance-article/doi/10.1093/reseval/rvad016/7188276#409834769，本期推文为节选摘编，略有删减和编辑。)
本期策划 | 复旦大学国家智能评价与治理实验基地
供稿 | 邓晨菲 金潇苒 王译晗
本期编辑 | 宋欣雨
基地官网：https://statevalbase.fudan.edu.cn/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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