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科技政策制定者愈发重视研究的影响力，政策方面的进展往往先于理论，这易于导致对影响力的误解，如认为研究的社会影响力是直接的经济效益，包括许可、专利和衍生公司产生的收入等指标，但这些指标并不能代表研究的社会影响力。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学者们在影响力的定义方面开展大量工作。人文社会科学（SSH）领域一直在积极探索影响力的定义，因为用经济指标来衡量SSH的社会影响力十分不妥。Spaapen和Van Drooge提出了“产生性互动”这一概念。本文不仅关注产生性互动本身，还关注它们引发的变化。因此，本文提出以下研究问题：如何开发一种类型学理论来总结SSH研究社会影响力产生机制的多样性？通过对60个SSH影响力案例的比较分析，本文构建了关于SSH社会影响力路径的类型学理论。研究社会影响力的缺乏并不一定意味着研究无用，我们需要意识到影响力产生条件的重要性。
关键词：社会影响力；人文社会科学；影响力路径；产生性互动；研究评估
科技政策制定者们希望研究机构在科研预算投入不断增长的同时能够产生更多实质性回报，因此“影响力”愈发受到重视。决策者的需求增长速度超过了科技政策研究的发展速度，导致科技政策研究常常滞后于现实情况。因此，对概念的探讨往往会受到投机主义决策的限制。对影响力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一些机构所推崇经济指标的影响，如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世界银行和欧洲委员会。尽管衍生品、专利和许可收入似乎是研究影响力的常用衡量指标，但它们应针对特定的背景，如大学可以用这些指标来证明其受公共资助的合理性。事实上，这些指标对于理解和衡量更广泛的研究影响力产生了深远影响，特别是对于SSH。科技政策研究者对“影响力”定义的探讨可以被学者们接纳，但难以吸引决策者，因为这些定义对于政策的实际制定而言还不够精确且过于单薄。
本文试图引入Spaapen和Van Drooge提出的“产生性互动”概念来解释影响力——影响力不仅来自学者们创造的可用知识和与用户进行的互动，还来自使知识变得有用的条件。本文认为，产生性互动可以通过观察影响力出现的条件(路径)来解释。由于研究社会影响力的缺乏并不一定意味着研究无用，本文讨论了影响力产生条件的重要性，并提出以下研究问题：我们如何开发一种类型学理论来总结SSH研究社会影响力产生机制的多样性？通过对60个SSH影响力案例的比较分析，本文构建了关于SSH社会影响力路径的类型学理论。这有助于批判性地思考影响力产生的实际机制和工具，并为影响力评估开发更加具体的工具。
决策者对研究影响力评估有着浓厚兴趣，因为他们希望用其证明资助分配的合理性。影响力的评估措施主要关注影响力之间的可比性以及单个影响力的真实性。尽管影响力不能通过引用数量来完全衡量，但在文献计量学已充分概念化和可操作化的背景下，引用数量已成为影响力的代表，用来帮助决策者进行决策。
文献计量指标与社会影响力的不匹配加剧了政策压力，明确可操作和可衡量的社会影响力定义迫在眉睫，同时该定义应在学界、政界中具有合理性、可比较性和真实性。英国从2002年起规定资助申请中必须包括影响力声明；从2014年开始，事后影响力成为REF(Research Excellence Framework)的特定内容。荷兰从2000年开始将影响力设为政策目标，在2005年SEP(Standard Evaluation Protocol)中占有重要地位，并且从2009年开始被进一步重视。但是，在这些影响力评估过程中，对于究竟需要评估什么以及根据哪些标准进行评估仍有争议。最初用来衡量影响力的经济指标显然是局限的，不能成为公认的影响力指标，只能作为资助决策的参考。
在缺乏合理指标的情况下出现了一些尝试：英国等国家采用了同行评议方法，研究机构提交的案例研究根据规模、范围和影响力价值3个标准进行评估；科学计量学相关公司尝试开发社会影响力指标，但仍缺乏合理性；也有学者尝试衡量科学家在学科中的行为取向和态度取向……这些尝试存在的问题是它们未能在决策者和学者之间建立良好协调。
产生性互动定义了三种类型的互动：直接互动（通过个人）、间接互动（通过中介）和财务互动（通过交换关系）。产生性互动允许社会行为者影响科学行为者，从而创造新的科学价值。这种价值可能是财务/经济方面的，例如当技术性企业利用大学的知识产权来发展衍生公司并吸引到外部风险投资时。也可能涉及其他类型的社会政治价值，例如某些学术知识随着新政党的上台而用以制定“政治游戏规则”，或者被用作民主进程的一部分。由于研究活动和社会结果之间不具备一一对应的关系，所以我们很难意识到这些产生性互动的重要性。
因此，本文探究更广泛背景下的产生性互动，即“影响力路径”，并强调支持影响力产生的条件的重要性。本文参考了澳大利亚研究评估框架中的理念，考虑更多的不可预测性和随机性。澳大利亚在大学中推行了影响力评估方法，该方法既通过有形成果评估社会影响力，也通过关于机构如何促进影响力实现的定性描述来评估影响力的效果。
回报框架是影响力评估中最常提及的概念之一，其次是参与框架。回报框架的理论基础源于证明公共投资对研究“回报”的需要，因此，它是影响力研究的核心讨论点之一。回报框架最初由2个要素组成：对研究过程进行逻辑路径表示和对研究回报进行分类。在回报框架中，研究过程和影响力都被考虑在内。与产生性互动概念相比，产生性互动关注影响过程和变化，回报框架则是用于确定资助带来的全部收益，而不是对影响力产生过程的分析。回报框架主要用于卫生服务研究，也会被用于社会科学。
Rowe等提出了科学-社会参与框架，提出在知识从科学家流向社会的过程中，公众发挥作用的3个参与概念，即公众传播、公众咨询和公众参与：公共传播的信息流动是单向的，即发起人向公众传达的信息；公众咨询的信息流动方向是从公众到发起人，虽然这一过程由发起人发起，但双方之间没有正式交流；公众参与不同于前两个概念，它包括公众与发起人之间的信息交流，包含一定程度的双方对话。Rowe等基于上述3个参与概念提出了一种公共参与机制的类型，但并没有像产生性互动那样关注参与活动和影响力之间的机理。
为了明确SSH研究的社会影响力，本文对SSH相关案例进行元分析，案例来源于ENRESSH（欧洲人文社科研究评估网络）。该网络汇集了对研究评估感兴趣的学者，其中包括主要从事SSH研究评估中的社会影响力的55名专家。数据收集方法是与该专家网络建立联系，收集他们认为能够描述SSH影响力的案例，使SSH学者有机会用自己的观点来描述其研究活动如何产生影响力。
调查分为两轮。第一轮是在2016年4月的一次专家会议(由55位学者中的10位组成)上，与会专家就SSH影响力定义的一些关键维度达成一致，笔者就此拟定了13个问题，并发放给所有55名专家征求意见，收到29份答复。第二轮是在2016年7月的第二次会议上，通过分析讨论最终确定了9个开放性问题，涵盖了对案例的一般性描述和具体性描述，包括关键参与者、互动模式、促进因素、阻碍因素、面临障碍以及研究的相关性证据等，要求被调查者就每个问题回复100-200字的答案。
回收的60个案例来自16个欧洲国家，涵盖了广泛的SSH领域，包括艺术领域以及与STEM领域合作的SSH研究人员(见表1)。
要进行元分析和建立类型学理论，首先要总结案例的一些基本描述，本文关注3个主要问题，即研究过程中影响力所在的位置，产生性互动发生的载体，以及所涉及的受益者类型(见表2)。影响力的产生在整个研究过程中都有体现。通过科学和大众出版、媒体和公众参与、与不同利益相关者和学科的互动、政策、立法和知识培训，SSH的影响力得以实现。这些案例中的受益者繁多，涵盖了从公民到专业人员，从商业到工业等等。
接下来根据所涉及的社会和科学进步、科学和社会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网络和新机构的出现来解构每个案例研究。本文分析了每个案例的结构并进行分组，图1展示了SSH 研究社会影响力产生的管线模式和其他路径。本文根据产生影响力的主要机制对这些路径进行了分组，并确定了SSH在社会中产生影响力的4种路径——传播、共同创造、应对社会变革和推动社会变革。
12条影响力路径的具体内容见表3。本节将阐述SSH在社会中产生影响力的方式。
第一种路径是互动传播。利益相关者通过各种渠道获取研究成果，包括出版物、社交媒体、网站、数据库等。科学进步先于社会进步，通过传播形成了反馈循环，其中社会对研究的反应能够验证科学研究的进步与否。研究中产生社会影响力的路径主要是学术文章，公众对研究的反应反过来又为社会变革创造了基础。
在本文分类中有4条路径涉及共同创造。共同创造路径（合作、公众参与、专业知识和流动性）的共同点是科学和社会之间的反复接触（即产生性互动）。这种关系是相互的——在科学方面，出现了新的实践和新角色，并且这些角色并不总是严格意义上的科学角色。其中合作路径强调3点：①规律性；②开放获取方法，包括开放获取出版物和公民科学； ③涵盖多学科、跨学科和跨学科方法。
在这类路径中，研究人员试图调整他们的研究轨迹，以便响应社会对研究的关注点或需求。在这些情况下，研究对社会需求作出快速反应以便社会进行应对准备，在双方相互作用之后，研究通常会快速引发更广泛的变化。由于研究准备和社会形势的偶然性，研究与社会的互惠互利相当常见。
学界常常调整其学科方向以更好顺应社会变革。随着科学和社会系统为顺应社会变化而发展，可能会有更多科学家和社会参与者参与到这些变化中来，那些能够促进科学与社会融合的参与者在更广泛影响力的产生方面具有重要作用。本文在这里划分了3种路径——研究参与作为影响力的关键，知识融入社会，以及建立新的认知社区。
本文构建了一种类型学理论，揭示了促进SSH社会影响力产生的机制和条件。该路径类型在SSH以及其他领域中都具有良好的适用性，但由于本文使用的样本规模较小，其全面性上仍有不足。
本文呼吁通过给予更多的政策支持以加强关于SSH社会影响力的研究，通过促进科技政策和学术实践的发展，使研究人员能够在他们的研究活动中回答关于社会价值的问题。类型学理论是一种能够用来反映影响力过程的有力工具，有时利益相关者的行为、执行的政策、媒体关注、自然灾害或研究人员之外的其他因素对研究的影响力至关重要。本文认为未来进一步探索上述4类维度以及12 个子类具有良好的政策价值，有利于增进对影响力评估的深入理解，特别是针对那些旨在改善研究而非分配财政资源的研究评估。
(全文及参考文献见Research Evaluation 2020年第29卷第1期，原文链接：https://academic.oup.com/rev/article/29/1/34/5369820，本期推文为节选摘编，略有删减和编辑。)
本期策划 | 复旦大学国家智能评价与治理实验基地
供稿 | 宋欣雨 邓晨菲 王译晗
本期编辑 | 宋欣雨
基地官网：http://statevalbase.fudan.edu.cn/main.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