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格式：陈思和.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几点感想[J].理论月刊,2025(4):5-8.

自主知识体系建构关系重大，是当下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笔者一直以来思考的问题也与之相关，想就此谈几点感想。需要预先声明的是，笔者的专业是中国现代文学，而自主知识体系建构勾连中西、贯通古今，涵盖包括文学在内的整个哲学社会科学，大大超出了笔者的专业范畴。因此，在这里讲的只能是外行话。如有舛误，敬请指正！

在当下大力倡导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之际，有几个前提性的问题需要追问：我们今天所面临的是什么样的问题？我们为什么要以这样一种方式将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提出来？从历史的角度入手有助于我们解答这些问题。不谈人类史和世界史，单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有过两次大规模的建构，第一次发生在春秋战国时期。当时的社会背景是诸子蜂起、百家争鸣，其所面对的是四分五裂的天下，急需一套系统的理论来引导中国的走向，使中国能够恢复西周时代的统一局面。因此，各种思想、学说都开始形成和争鸣，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古代的思想学术，最后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脱颖而出。这个过程并非一蹴而就，而是要历经数百年的时间。早期儒家尽管非常活跃，有着强烈的现实指向和济世情怀，却也只是诸多思想派别中的一种。哪怕孔子及其弟子周游列国、奔走呼号，他们的政治主张也没有受到统治者的重视。其后，提倡严刑峻法的法家以及崇尚无为而治的黄老道家先后被秦朝和汉初统治者所借鉴，儒家在此期间或受打压，或被冷落。转机发生在汉武帝时期，精通公羊学的今文经学大师董仲舒着手对儒家思想进行改造，大力倡导“大一统”“天人感应”等学说，强调思想统一对于国家的重要性，并借助超越性的“天”对权力的合法性来源作出论证。这顺应了现实的政治需求，得到了官方的政治支持。至此，儒家知识体系不再是一套单纯的理论学说，而是开始同国家这一政治空间紧密结合起来，上升为官方意识形态。儒家思想独尊天下，其他思想再无同儒学竞争的可能。

回顾儒家学说的建设、成熟、崛起的过程，孔子个人做了奠基性的工作。虽然他未能成功地说服诸侯，也未能全然地投身政治领域，但他通过教学的途径和编纂教材的方法，将自己的学术思想整理出来。这些教材就是儒家的“六经”——《诗》《书》《礼》《易》《乐》《春秋》。孔子坚持述而不作，因此它们并非孔子自己的原创发明。他整理了比他还要早数百上千年的、西周初年就已存在和流行的上古文献，并基于此发展出他自己的一套学说。“六经”所构筑的知识体系其实在上古时代就已出现，孔子自己的知识体系也是由此发端的。以我们今天的眼光来看待“六经”，《易经》虽引发了诸多解释和讨论，但大体可被归入哲学范畴；《尚书》是上古文献，《春秋》则是孔子所编的“当代史”，二者可被归入历史范畴；《礼经》是政治学，《诗经》涉及的是文学，《乐经》涉及的则是艺术。这些书合起来涵盖哲学、历史（古代史以及当代史）、政治学、文学、艺术等诸多学科，我们今天所理解的人文学科基本上在上古时代就已经被整合起来了。而孔子对这样一套规模宏大的上古知识体系的整理、诠释、推广和经典化，为儒学的后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提供了丰沛的灵感源头。这无疑是儒家超越其他诸家，最终取得成功并影响至今的关键所在。

而随着意识形态化的儒学知识体系与统治集团的紧密结合，中国任何一个朝代的统治者都不得不吸收和应用这一意识形态，这种情况延续了两千多年。这在古代中国语境中是具有进步性的，因为古代诸侯、国君往往是靠血缘关系或者阴谋政变上位的，其统治缺乏理论根基和意识形态，政权的合法性也无法得到说明。这就导致政治秩序的脆弱，国家长期处于一种支离破碎、风雨飘摇的无序和动荡状态之中。而儒学承袭了上古的人文科学遗产，使之产生足够的系统性和权威性，并将自身嵌入现实的政权，形成了一种非常稳固的社会意识，起到了规范思想行为和稳定社会秩序的作用。儒学虽然一直在发展，从宋代到清代都出现了新的变化，但其内核总体上并未改变。

中国历史上第二次自主知识体系建构出现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近代，标志性事件是严复对《天演论》的翻译。当时的社会背景是，随着世界性因素进入中国，孔子那套儒家学说行不通了。尽管康有为等人还在儒学基础上修修补补，发挥了“公羊三世”等学说，为维新变法的政治实践提供了思想依据，但已经无力应对现实问题。严复是系统翻译西方学术著作的第一人，他见证了戊戌变法的失败，深刻意识到传统知识体系已无法挽救彼时的中国。“民智不开，则守旧维新两无一可。”也就是说，如果不改变传统的知识体系，从根本上更新和改善民众的思想状况，那么无论是保守派的因循之路还是维新派的变革之路，都是走不通的。他的眼光十分独到，他的想法是，只要让中国的年轻人透彻地了解世界，哪怕中国暂时亡国了也没有关系，因为将来中国终会迎来复兴。于是，严复开始闭门译书，一口气译出了八部著作——《天演论》（赫胥黎《进化论和伦理学》）、《原富》（亚当·斯密《国富论》）、《群学肄言》（斯宾塞《社会学研究》）、《群己权界论》（约翰·密尔《论自由》）、《社会通诠》（甄克斯《政治史》）、《法意》（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穆勒名学》（约翰·密尔《逻辑体系》）、《名学浅说》（耶芳斯《逻辑入门》）。其中，《天演论》对应的是人类学，是讲人类发展的，《原富》对应的是古典经济学，《群学肄言》是讲社会学的，《法意》是讲法学的，其他的著作则涉及政治学、逻辑学等，几乎是一本名著对应一个新型的专业学科。

这同孔子对“六经”体系的建构有着异曲同工之处。从建构背景上看，两者对知识体系的建构都具有急迫性，都与时代问题紧密相关。孔子所面对的是天下裂解、诸国征伐的混乱局面，急需一套一以贯之的知识体系终结思想和现实层面的分裂。而严复也面对着外敌入侵、国族沉沦的动荡时局，“观今日之世变，盖自秦以来未有若斯之亟也。……我四千年文物声明，已涣然有不终日之虑”。其对知识体系的建构不仅有着启蒙的意图，还有着救亡的现实目的。从建构方式上看，两者都并未采取著书立说的方式，而是采用了某种迂回的方式。孔子采用的是编纂的方式，严复则是通过译介来开展自主知识体系建构。尽管编辑和翻译这样的方式看似被动，但二人在这个过程中却展现出了极强的主动性。“至于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史记·孔子世家》）严复对《天演论》的翻译则高扬“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观念，在某种程度上颠覆和解构了赫胥黎的原意，以至于鲁迅将严复对《天演论》的翻译称为“做”《天演论》。从建构结果看，二人所建构的是整体性的知识体系。严复的八本书，每一本书就是一个专业的经典著作，基本上囊括了我们一般意义上的社会科学。这在当时无疑是具有开创性的。但与孔子极为不同的是，严复处于古与今、中与西的交汇点，其所面对的情况更为复杂。这就导致两种知识体系有着非常不同的样貌：孔子所传承的上古知识体系完全来自中国本土，而严复所开启的20世纪知识体系是向西方学习的结果，具有世界性因素。在严复之后，归国留学生开始进行更大规模的翻译，积极引入西方思想，在这个过程中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思潮也被从海外引入。

但始于严复的20世纪知识体系建构也有着明显的缺点。第一，它是在批判中国既有文明的前提下，引进西方知识体系。第二，这套知识体系被引进中国以后，还需要经历实践的检验。因此，在20世纪这个时间段中，我们经历了无数失败，是在失败的教训中慢慢发展的阶段。我们仔细想一下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带来的各种影响，他们忽视中国的具体情况，固执地认为山沟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到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又开始一边倒地学苏联；到了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则是摸着石头过河；等等。也就是说，哪怕我们手握世界上最先进的思想理论武器，也必须要跟我们自己的实践去结合。于是，我们在20世纪70年代末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经验总结。

向上回溯，这样一种倾向其实在新文化运动中就已出现。鲁迅说的“拿来主义”是什么？就是不管三七二十一，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统统“拿来”试试。这个“试试”就是实践，理论必须结合实践，合适的就留下，不合适的就丢进垃圾堆里。胡适所持的“实用主义”，也与之类似，都强调要靠科学实验的态度去检验知识。20世纪30年代毛泽东提出“实践论”，成为中国近现代时期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关键词。当然，实践本身就包含着不成熟，需要在具体的工作中改进的意思。所以，整个20世纪我们的知识体系一直不稳定，一直处于实践的过程中。在此过程中的突出体现就是中西结合，即西方先进思想理论跟中国具体经验实践相结合。这种结合的结果，有的成功了，有的则失败了。

而在一百余年后的今天，我们之所以要重新思考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主要的社会背景就是中国的迅猛发展。中国的发展，尤其是经济的飞速发展，是整个世界都有目共睹的。从近代落后、贫穷、充满战争的社会状况到当下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中国的发展就像一条龙从深渊突然腾飞高空。《易经》有云“潜龙勿用”，但龙是一定会腾飞的，从深渊到高空，龙的腾飞必然会带来天摇地动，带来无数污泥浊水满天满地。这既是我们改革开放四十余年的壮观和奇迹，也是敢于直面现实的真实状况。这个巨变中有许许多多的经验教训值得我们去挖掘和总结，还有许许多多未来的问题有待我们去解决。而这些都离不开新的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

我们第一个知识体系是从老祖宗那里来的，第二个知识体系则是从西方引进来的，这体现出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两条不同路径，也给当下中国的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提供了新的思路。我们要解答这样两个问题：其一，当下对知识体系的建构十分强调“自主”和“原创”，究竟如何理解这两个概念？其二，如何进一步划定自主知识体系的问题域？

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要在中国自己的经验、历史、现实中展开，在此“中国”是一个天然界限——我们不是要建构美国的知识体系，而是我们中国自己的知识体系。但“自主”的主体性是什么呢？如何来识别我们是一个自主的知识体系，还是一个学来的知识体系？根本问题不在于这个理论是用英文写的还是中文写的，不在于这个理论是谁提出来的，是外国人还是中国人。笔者认为根本问题是，知识体系所要解决的问题到底是中国的问题还是其他国家的问题。与“自主”相关的概念还有“原创”，而关于原创的标准和定义也众说纷纭，但是就其根本而言，最重要的原创就是：你的问题到底是不是一个原创的问题。

以我们今天流行的定义来看，孔子和严复对知识体系的建构都显得不够自主和原创。他们的建构是有所依循的，是通过传承和译介等方式援入既有的知识体系展开的，似乎并非自主性、原发性的创造。但是为什么我们依然认为他们所建构的是充满原创性的自主知识体系呢？原因在于，他们都深入现实，把握到了最为迫切的问题，并基于此有选择性地开展相应的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而这样一种应时而生的知识体系也就成了后世诸多自主性和原创性理论的滥觞。自主知识体系并不意味着凭空创造、无中生有，天下也没有从石头里蹦出来的真理，自上传承和向外借鉴恰恰是建构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方式。知识体系的自主和原创并不仅仅局限在概念、理论和方法上，而是主要体现在问题层面。问题来自实践，从实践中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这才是具有主体性的理论实践，才是原创的问题与原创的解决问题的理论和方法。虽然新兴的理论学说总是会吸引大众，也很少有人能抵挡花样翻新的时髦概念的狂轰滥炸，但如果没有立足本土的、原创的问题，这些理论和概念终究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被淡忘。如果我们急功近利，把一些我们自己都搞不清楚的概念一股脑引进来，虽然能写成论文发表，但由于和现实问题相脱节，这些概念终究经不起实践的考验。

因此，我们去讨论知识，不管它是外国的还是中国自己的，都必须要把握到这样的重点：要实事求是地总结四十余年改革开放实践所带来的经验和启示，要脚踏实地地梳理当下中国所面对的诸多问题。古今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留给我们的最大经验就是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实践论，即自主知识体系一定要落实在实践，经受实践的检验。我们与其梳理一年有几个新概念，还不如梳理一年有几个新问题。我们所研究的问题如果总是老问题，哪怕有新的理论、方法去解释这一问题，那也只能是新瓶装旧酒。重要的是，我们身处中国这么大的国家之内，面对这么复杂的意识形态和人文科学，我们怎么去梳理我们今天所需要解决的、有引领作用的重要问题。

我们将中国视为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天然疆界，凸显中国问题、原创问题的重要性，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要画地自限，自外于世界。当我们在强调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时候，我们所面对的归根到底还是人类的问题，这一知识体系的对象是全人类。也就是说，虽然我们解决的是中国的问题，但是我们的对象却并不局限于中国。中国问题是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起点，而非终点。现在我们身处互联网时代、AI时代，究竟还有哪个问题完完全全是中国问题？是美国问题？是非洲问题呢？所有问题都通向“人类的问题”这个总问题。所以，建构自主知识体系必须要在人类的基础上展开，不能盲目排斥来自国外的思想。以马克思主义为例，马克思主义理论并非“原创”，而是源自德国古典哲学、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但是马克思对这些思想加以改造和批判，锻造出一把崭新的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在这个问题上已经给我们树立了光辉榜样。

总而言之，自主和原创并不意味着某一知识体系是从天上掉下来、从石头里蹦出来的，我们所有的思维、语言、理论都是继承而来的，且并不仅仅继承自我们民族的传统，而是继承自人类的传统。我们面对当下世界，要有魄力和眼光，要去继承全人类的智慧，继承全人类的科技成果。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超越原来的知识结构，成为全人类的引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