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知识体系建构，从历史上说，曾发生过两次重大转变。第一次是在春秋战国时期。当时中国处于诸侯争霸、百家争鸣的时代，急需一种符合国情的意识形态、理论思想来凝聚四分五裂的国家、统一天下。在此情况下，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从众多的知识体系之一学派逐渐与国家的意识形态经营结合起来，最终胜出，定位一尊。

在其发展过程中，创始人孔子并未通过仕途来推广自己的学说，而是选择了教学和编纂教材的方式，形成了一套新的知识体系。他以西周初年的时代假定为理想社会，上溯到周文王、周公旦以及更早年代的历史传说，整理了上古时代残留的历史文献，结合当下的民间风俗和政治，编成了著名的儒家六经，即《诗经》《尚书》《春秋》《易经》《礼记》《乐经》。这些经典涵盖了文学、艺术学、历史学、哲学、政治学等，基本上把今天我们所理解的人文学科整合起来，形成了为当时中国上层建筑服务的知识体系。

儒家这一套知识体系源自上古时代，凭借其充分的权威性，与现实政权相结合，构建了一个极为稳固的意识形态体系。从汉族到少数民族的统治者，都吸收和应用了这一知识体系，并延续了两千多年。这漫长过程中也经历了数次变化起伏，但作为一套完整的儒家知识体系，没有被颠覆。

第二次知识体系建构出现在近代，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严复翻译《天演论》开始。此时，“世界”的概念取代了传统“天下”的概念，儒家知识体系已经无法应对世界复杂的局面。戊戌变法失败，证明依靠老祖宗的东西无法应对新时代的挑战。严复是第一个大量翻译西方学术著作的人，他希望通过引进西方的知识体系来开启民智，打破传统的知识体系。

严复翻译的八部著作中，如《天演论》《原富》《法意》《群学肄言》《群己权界论》《穆勒名学》《社会通诠》等，分别涉及人类学、经济学、法学、社会学、现代政治学、逻辑学等学科，基本上涵盖了我们今天所理解的社会科学知识。严复的引进工作为中国的知识体系注入了新的活力。

然而，这套西方知识体系是在批判中国文明的前提下被引进的，它还需要与中国实践相结合。20世纪的中国，经历了无数革命、失败与挫折，中国人一直在努力将西方先进思想理论与中国实践相结合，来完善这套符合中国实际需要的新的知识体系。

从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影响，到毛泽东在延安的崛起；从解放后的学苏联的“一边倒”，到改革开放后的摸着石头过河；中国一直是在实践的道路中寻找真理和检验真理。鲁迅讲“拿来主义”，胡适讲“实用主义”，我们一直在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践出真知”，先进的思想理论武器必须要与中国实践相结合并经过检验。整个20世纪，中国的知识体系一直处于不稳定状态，是与实践的艰难过程、需要付出很大代价相关联的。

如今，中国经过四十年的改革开放，已经发展成为世界先进国家之一。这是不争的事实。我们积累了大量的实践经验，有正面的经验也有反面的教训，也确实面临了许多新问题。我们看到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到底是什么样的道路，需要什么样的理论来解释、指导解决现实的问题。自主知识体系的产生是基于中国的历史与现实，无论是老祖宗传承的儒家体系还是从西方引进的知识体系，都无法完全解决我们今天面临的问题。因此，我们需要建构一个承前启后、守正创新的自主知识体系。

第一，自主知识体系的“主体性”体现在解决中国问题的有效性。我们需要用实事求是的态度来面对中国的问题，梳理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经验，当然也包括吸取西方先进国家、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的各种先进经验，综合地针对中国的实际情况进行理论创新和理论建设。这样的理论创新，既是为了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提炼出来后也会具有普遍的引领作用。

第二，自主知识体系建构过程中，实践至关重要。问题是实践的产物，梳理新概念不如梳理新问题。如果放弃了对问题的梳理而仅仅讨论知识，那么得出的也是“伪知识”。发现问题是原创的起点。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剖析原在的问题，才能推动知识体系真正的自主和创新。

第三，知识体系建构的面向对象应是全人类，而不仅仅是某一个国家或地区。人类知识体系是有源流的，不会从石头里蹦出来。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是吸收了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经济学和空想社会主义学说的成果，将其批判扬弃和充分吸收后，才创造为一个崭新的思想科学武器，引领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因此，我们需要继承全人类的优秀思想和科技成果，建构超越原有体系的自主知识体系，引领人类知识体系的发展。

（编辑、责编：杨英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