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思和 来源：《反思与探索——人文学者谈学科评价体系》一书序言

2014年我在图书馆上任不久，学校就给图书馆布置了两项工作，一项是参与学校智库建设，另一项是关于现有人文学科评价体系的调查研究。我与当时的馆党委书记严峰做了分工，严书记参与前一个项目，我参与后一个项目。其实我也只是挂了个名，具体工作由副馆长王乐带领她的工作团队在进行。我们初步拟了一个人文学科专家的名单，以复旦文史哲外四个院系的教授为主要访谈对象，再逐步扩大到全国高校。此外，我带领一个工作小组去台湾访问中研院史语所和文哲所、台湾大学文学院和外文系。除了个别采访外，还在几个高校召开座谈会，尽量听取学术界对人文学科评价体系的不同意见。这项工作只是做了一个初步的调查，本来还要进一步讨论具体改革的设想和方案，但后来都没有做下去。

原因是当时负责文科的副校长调离复旦，去北京工作了。他原先的许多工作设想没能具体落实下来。项目最终也没有完全结项。但是这次调查规模较大，八十多位专家学者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反映出人文学者对现有人文学科评价标准的普遍意见。我们所采访的学者，都是人文学科领域成就卓著的专家，他们已经摆脱了评价体系的束缚，可以自由地从事学术研究，他们的学术成果也是获得现有评价体系认可和鼓励的。因此，由他们出来对现有评价体系做出反思，我认为是比较客观的，纯粹是出于良知而发声。

所谓“人文学科评价体系”是近三十年来逐渐形成的。上世纪80年代还没有这么强势的评价标准。再往前，优秀人文学者主要是靠前辈举荐、业界口碑以及代表作而成就其学术界的地位，也可以说，这是一种传统的评价体系，关涉到学术传承、社会影响、以及在学术上的贡献。前辈举荐的方法现在虽然已经废弃不用，但是作为一种高校人才评审制度的潜规则，有时候还是会产生一点影响的。高校院系学术委员会的设置，也多少含有前辈举荐的功能。其次是业界口碑，主要是指外校同行对某些学术著作、某些学者人品的集体性评价，这是指一般舆论，非特指个别专家的看法，现在高校评审制度中的匿名评审、校外专家意见等程序，也起到一点业界口碑的功能。其三，代表作，在我看来，这是至今为止人文学科评价体系中最合理、也最接近人文学科本质特征的评审依据。为什么？原因也很简单，人文学科的学术成果，最能体现学者个人的学术能力和治学风格，所谓代表作，是指学者本人所有学术研究中最能够反映自己学术水平的成果，它也是最接近学术本体，没有其他非学术因素参杂其间。虽然代表作制度自身有许多不确定因素，以致难以操作，但是较之其他评审标准和方法，它最接近人文学科本质特征，这是无可否认的。复旦大学在十年前曾经推行过代表作制度，对人文学科的发展、对青年教师的鼓励，对外来英才的吸引，确实起到了极大推动作用，一度声名鹊起于学林。可惜后来没有能够坚持下去，这是令人遗憾的。

传统的人文学科评价体系虽然也有各种不尽人意的地方，但从总体上说，是推动人文学科朝着有利于真正的学术研究方向发展。我们采访的人文学者，大部分是在这样一种评估体系里得到鼓励，顺利走上学术道路的。在这个前提下，当时也确有一些可量化的元素作为参考标准，譬如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文学科的学者在《文学评论》《文学遗产》等权威刊物上发表论文、获得国家五年规划的科研项目资助，也能得到学校的鼓励。但这只是选拔优秀人才的参考标准之一，绝非是每个学者必备的考核标准，更不是学术道路上的投名状。

上世纪90年代后半期，教育理念开始发生变化。一种新的教育理念迅速成为高校科研管理的主导思想，即把教育与产业挂上了钩，把科研成果与科研产出挂上了钩，把科学研究与社会需求挂上了钩。这样的一种理念在管理理工科或者社会科学的教育科研也许有其合理的一面，但是对人文学科的正常发展却构成了伤害。新世纪以来，新的教育理念下形成了新的评价体系，一切都朝着极度量化的标准靠拢，人文学科无法幸免。原来传统的评价体系过分强调了人文性因素，现在的评价体系里人文性因素又荡然无存，一切都转化为冷冰冰的量化的要求。但是，任何缺乏人文性的管理制度都容易发生人的异化，缺乏人文性的科研管理制度，除了导致人的异化，还会发生学术的异化。为了急功近利的目标，青年学者不得不放弃本来很有价值也很有兴趣的学术研究课题，不得不隐藏个性、随波逐流、人云亦云、本末倒置，很难再坚持人文学科最需要也是最宝贵的学术个性。我并非危言耸听，现在这一类量化标准不仅直接威胁到青年教师的职称评审，甚至影响到青年教师能够聘任，这样一来，学术、教学、人品、以及社会影响都被摆到了次要位置上，一切都围绕着量化标准，只讲形式不讲内容，把学术质量的把关都交给了刊物、项目、评奖等制度，然而这些制度本身也是人在操作，在腐败成风的今日社会风气下，人文学者与人文学术要想不被异化也很难。

平心而论，现有的人文学科评价体系并非一无可取，至少它为全国人文学科教师树立了高标。但首先，高标只是证明少数优秀学者的标志之一，而不必是、也不可能是对所有人文学科从业者的要求，就像体育运动竞赛中的某些高标，是对优秀运动员的标准，不是考核每个运动员是否称职的标准。其次是，人文学科的总体成就是由每个学者的独立的学术成果综合构成的，每个学者学有专攻：有的顺从社会潮流，必为显学；有的钻研冷僻学问，一时不为世俗认识，但从长远学术发展而言，可能具有更重要的意义；也有的学术本身就是绝学，不为世俗所用，但为了学术薪火不灭，需要有学者去传承。所有这一切，都不是形式主义的划一的量化标准能够涵盖的。以中国之大之强，以旧邦维新使命之重之繁，宇宙之大，苍蝇之微，都应该进入学术研究的视野。如果全国学者只围绕着几个国家课题团团转，既无忧天下之忧的襟怀，也无佝偻者承蜩之技，那才是人文学科衰败征象。所以，问题不在于标准对不对，也不在于量化可行不可行，而在于这类评价体系不符合人文学科的发展规律。现在把这种不切实际的评价标准推广到所有高校科研管理机制去考核每一个人文学科教师，我认为弊大于利，人文学科的未来前景堪忧。

我们所采访的人文学者也没有决然否定目前的评价体系，但是都提出了可以改进的要求与建议。关于这些内容，除了本书项目组在《写在前面》中有综合性的介绍外，他们还将围绕学者们的建议做进一步的研究分析，利用大数据来推进人文学科评估的标准改革，最终会拿出接近于人文学科自身规律特点的评价方案。现在这本人文学者访谈录，只是我们工作的阶段性成果，我们希望把学者们的宝贵的声音发表出来，进一步引起学界对人文学科评价体系的思考与关注，以期提出更多的建议，参与和支持我们的工作。

以上观点，是我个人对人文学科评价体系的一点看法，不是对书中接受访谈的学者们观点的归纳总结，也不是代表项目组集体讨论的学术观点。特此说明。

2020年2月5日于鱼焦了斋